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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遷移革命：禁錮行動的時代結束了

今天，不僅人口數量更多，人們的壽命更長、身體更健康，人口的遷移也更加頻繁。這不僅使人變得更難控制，也通過種族、宗教及專業(yè)群體的興起或思想、資本及信仰的動搖或強化改變了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據聯合國估計，全球共有2.14億移民。過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數增長了37%，歐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數分別增長了41%和80%。我們正在經歷一場遷移革命，移民的數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
　　讓我們舉個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遷移對美國勞工運動的影響。2005年，6家工會脫離美國勞聯—產聯（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yè)工會聯合會），組成了名為“變則贏”的競爭者聯盟。這6家工會中包括服務業(yè)雇員國際工會和制衣業(yè)工會“團結起來”。在同類工會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會員的比例均較高，其利益及優(yōu)先考慮與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等老牌制造業(yè)及產業(yè)工會不同。這次分裂造成的影響蔓延到了美國的國內政治領域。正如《紐約時報》記者賈森·德帕爾所說：“‘變則贏’在奧巴馬總統(tǒng)競選初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認為是決定性作用）。”國際人口遷移以這樣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影響著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國內政治。
　　根據蘇丹立法機構2009年通過的《南蘇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國的約15萬蘇丹人在內的海外蘇丹人有權參加2011年公投，以決定南蘇丹是否要獨立。哥倫比亞的一些參議員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倫比亞人選舉出來的。有些國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眾多，它們的州長或總統(tǒng)候選人經常去芝加哥、紐約和倫敦等本國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選票并籌集資金，墨西哥的州長候選人和塞內加爾的總統(tǒng)候選人都是例子。
　　同樣，移民也在改變著他們定居的國家的商業(yè)、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國的西班牙裔人口從2 200萬增至5 100萬，以至于現在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是西班牙裔；過去10年，美國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車公司總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爾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國人，其中的穆斯林在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這些小團體注定會改變當地的聯盟、投票模式和商業(yè)策略，甚至會改變教會對信徒的競爭。政黨、政客、企業(yè)和其他機構越來越多地面臨著競爭者的挑戰(zhàn)，這些競爭者在新的人口群體中根基更深，對他們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樣的一幕也在歐洲上演著，各國政府已經無力阻止來自非洲、亞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歐洲國家的移民潮。有一個引人關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亞的男子當選愛爾蘭波特勞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個通勤城市）市長，成為該國的第一位黑人市長。
　　即使是試圖限制新的人口遷移的做法也會導致令人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在談到美國一些州的移民對越發(fā)嚴厲的對待和不友好的環(huán)境所做出的反應時，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長喬治·賈斯達涅達和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許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選擇：他們沒有因為覺得自己不受歡迎而離開美國，而是通過‘自衛(wèi)入籍’成為美國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萬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國國籍；自1996年開始，平均每年有12.5萬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國國籍，為美國增添了200萬新公民，這些新公民又會把近親帶到美國。現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國公民親屬的身份入境的。”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選民，影響著美國的選舉形勢。
　　移民的大量匯款也促進了母國的經濟增長與發(fā)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過電匯、郵寄或攜帶的方式給母國帶回了4 490億美元（1980年的匯款總額僅為370億美元）。如今，移民的匯款額是全球對外援助總額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貧窮國家的外資的總和還要多。簡而言之，生活在國外的工人（他們自己往往很窮）寄回母國的錢比外商投資還要多，比發(fā)達國家的經濟援助更多。事實上，匯款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硬通貨的最主要來源和經濟的最大組成部分，改變著傳統(tǒng)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商業(yè)圖景。
　　城市化或許是遷移革命對權力的最大改變。歷史上最快的城市化進程依舊在加快步伐，在亞洲尤為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并將繼續(xù)從農村遷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數量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數量。對于如此大規(guī)模的變化，理查德·多布斯是這樣描述的：“大城市將成為中國和印度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的居住地，隨之形成的將是分別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費市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估計：“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 500萬，相當于增加了7個芝加哥或5個倫敦。”國內人口遷移對權力分配的影響與國際人口遷移一樣強烈。越來越多的人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國家消費及投資。國內移民，尤其是從農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與國際移民一樣影響著權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遷移的一種新形式，它雖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卻也重塑著權力圖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貧窮國家的許多熟練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經濟較富裕的國家。眾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許多國家失去了花費大量成本培養(yǎng)的護士、工程師、科學家、企業(yè)家和其他專業(yè)人才，明顯削弱了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本。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專業(yè)人才回到他們的祖國，改變著各自國家的企業(yè)、大學、媒體和政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院長安娜李·薩克森尼安發(fā)現，在加利福尼亞的硅谷工作的中國臺灣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國大陸人常常成為天使投資者和風險資本家，他們在各自的家鄉(xiāng)創(chuàng)立公司，最終不是回鄉(xiāng)就是頻繁往來于自己的家鄉(xiāng)和移民的國家之間（這也是薩克森尼安將這種現象稱為“人才回流”的原因）。這樣一來，他們就把在美國學到的文化、方法和技術帶回了自己的家鄉(xiāng)。企業(yè)家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后，他們在美國這個創(chuàng)業(yè)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競爭激烈且兼具破壞性的商業(yè)文化不可避免地會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優(yōu)勢家族企業(yè)所秉持的傳統(tǒng)的壟斷性商業(yè)文化發(fā)生碰撞。事實再一次證明，遷移革命正以驚人的方式改變著迅速變化的傳統(tǒng)社會中權力的獲取和行使。
　　人口的暫時及永久遷移是以產品、服務、資金、信息和思想流動的大幅增長為背景的。1980年，國際游客的數量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這一比例已經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數在此期間翻了兩番。據估計，全球每年都有3.2億人飛赴他國參加專業(yè)會議、集會及國際聚會，并且這一數字仍在穩(wěn)步攀升。
　　商品貿易幾乎沒有因為2008年開始的經濟衰退而減少。1990年，全球進出口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9%；2010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至56%。聯合國的數據顯示，2000~2009年，國際商品貿易總額幾乎翻倍，從6.5萬億美元增至12.5萬億美元（以當前美元價值計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數據表明，同一時期產品和服務的出口總額從7.9萬億美元猛增至18.7萬億美元。
　　貨幣流動水平前所未有。1980~2010年，外國直接投資占世界經濟的比例從6.5%增至可觀的30%。1995~2010年，單日國際貨幣流動額增長了700%。2010年，每天都有超過4萬億美元的資金在國際間轉手。
　　信息傳播能力增長迅速。你認識的人中有幾個人沒有手機？幾乎沒有。即使是在最貧窮落后、運轉不良的國家，這個回答也是可信的。《索馬里的手機公司在動蕩中蓬勃發(fā)展》是2009年路透社從這個飽受蹂躪的國家發(fā)回的一篇新聞報道的標題。索馬里是“失敗國家”的一個縮影，這個國家的公民不能像我們一樣理所當然地享受最基本的服務。可即使在那里，21世紀的移動電話也隨處可見。移動電話的普及速度和更新換代的頻率皆令人驚訝。1990年，世界上每100個人中只有0.2個移動電話用戶，而2010年，每100個人中的移動電話用戶數量已經激增至78人。國際電信聯盟報告稱，2012年，全球移動電話用戶數量突破了60億大關，相當于世界人口數量的87%，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
　　這里當然也不能忽略了國際互聯網，它的普及速度和出人意料的新用途（及濫用）已無須贅述。1990年，國際互聯網用戶數量微不足道，只不過占世界人口的0.1%，而2010年，這一比例已經提高到30%（發(fā)達國家互聯網用戶數量已經超過其人口的73%）。截至2012年，創(chuàng)立8年的臉譜網的用戶數量超過了10億（一半以上的用戶通過他們的手機或平板電腦登錄臉譜網），推特（創(chuàng)立于2006年）的活躍用戶數量達到1.4億，于2003年推出的互聯網語音通信工具訊佳普（Skype）的固定用戶數量也已接近7億。
　　推特和臉譜網在中東動蕩中的革命性作用和社交媒體對政治的影響已被充分論述，我們也分析了它們在權力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但在初步討論遷移革命時，我們也應該考慮另一種工具的影響，它改變著世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它就是預付費電話卡。網絡的使用離不開電、計算機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對于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些在我們看來再平常不過的事物仍然是十分昂貴的。而有了預付費電話卡，一個人不管身在多么偏遠的地方，都只需要較少的錢和一部公用電話就可以聯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預付費電話卡的普及和全球覆蓋率是國際互聯網的發(fā)展所望塵莫及的。預付費電話卡最早于1976年出現在意大利，它的發(fā)明既是為了解決硬幣不足的問題，也是為了抑制盜竊和破壞公用電話的行為。這一新產品很快就流行開來，1977年，奧地利、法國、瑞典和英國就開始使用預付費電話卡，5年后日本也開始使用（也是因為硬幣的短缺）。但預付費電話卡真正得到迅速發(fā)展卻始于它在貧窮國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貧窮國家的收益，1993~2000年，這一行業(yè)的行業(yè)收入從2 500萬美元猛增至30億美元。現在，預付費電話卡正在被預付費手機取代。事實上，預付費手機已經取代固定電話，后者要求用戶長期使用，并通過復雜的合同把用戶和某一家服務供應商捆綁在一起。現在，有了預付費手機，那些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和那些工作地點離家較遠的人可以和家人隨時保持聯絡，再也不用面臨到底是留在家人身邊還是去外地賺錢的兩難選擇了。
　　所有這些促進了遷移革命的技術都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資金、人員和信息流動的成本。二三十年前，買一張飛機票要花幾千美元，而現在，一張飛機票的價格只是過去價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貨物的噸公里運費還不及20世紀50年代的1/10。20世紀90年代，通過電匯方式從加利福尼亞匯款到墨西哥的手續(xù)費是匯款總額的15%，如今還不到6%。有了手機支付平臺，將來匯款幾乎可以免費。
　　對于權力來說，遷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變化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像理解數量革命的影響一樣，直觀把握遷移革命的深刻影響。行使權力不只是要保持對真實或象征性領土的控制和協(xié)調，還要管理好邊界。民族國家如此，主導著某個市場的企業(yè)、依賴于某一地理區(qū)劃內選民的政黨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邊的父親也是如此。權力需要被禁錮的受眾。當公民、選民、投資者、工人、教區(qū)居民或客戶沒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時，除了接受眼前的權力機構，他們幾乎沒有選擇。但是，當邊界不再嚴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動性增強時，那些根深蒂固的組織維護統(tǒng)治地位的難度就加大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們會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從一個權力管轄范圍遷移到另一個權力管轄范圍。
　　信息、資金和價值觀流動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戰(zhàn)者的挑戰(zhàn)難度，也讓統(tǒng)治者的日子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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