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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數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數量龐大的時代，所有事物的數量都比以前多了。人口、國家、城市、政黨和軍隊的數量增多了，產品和服務以及出售產品和服務的公司數量增多了，武器和藥品的數量增多了，學生和計算機的數量增多了，牧師和罪犯的數量也增多了。自1950年以來，世界經濟產出增長了500%，人均收入增長了350%，最重要的是世界人口數量比20年前多了20億。到2050年時，世界人口規模將達到1950年的5倍。理解人口的規模及其年齡結構、地理分布、壽命、健康狀況和抱負對理解權力的變化至關重要。
　　數量革命并非局限于某個地區或部分人群。當經濟衰退、恐怖主義、地震、壓迫、內戰、自然災害和環境威脅等各種各樣的負面消息占據了每天的新聞頭條時，數量革命不斷推進。盡管這些危機的緊迫程度以及人類和地球因此付出的代價并沒有減小，但我們仍舊可以斷言，21世紀前10年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10年。正如分析人士查爾斯·肯尼所言，是我們“曾經最好的10年”。這一說法是有數據支撐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05~2008年，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從亞洲到東歐，極端貧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人口）的比例都驟然下降，這是自有全球貧困數據統計以來的第一次。考慮到這10年當中爆發了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進展就更令人感到驚訝。事實上，在危機中，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的羅伯特·佐利克曾經表達了他對于金融崩潰會給貧困人口造成嚴重影響的擔憂。佐利克說，專家已經告訴他，貧困人口的數量將大幅增長。幸運的是，他們錯了。2000年，聯合國制定了“千年發展目標”，其中包括到2015年時消除世界上一半的極端貧困人口。事實上，這一目標提前5年就實現了。
　　可以對此做出解釋的是，盡管爆發了危機，但較貧窮國家的經濟仍在繼續增長，繼續創造著新的就業機會。早在30年前，這一趨勢就已經顯現。例如，自1981年以來，有6.6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20世紀80年代，亞洲極端貧困人口的比例為77%，1998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至14%。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成功的新興市場，還發生在非洲最貧窮的國家。經濟學家馬克西姆·潘科夫斯基和夏威爾·薩拉·伊·馬丁指出，1970~2006年，非洲消除貧困的速度比人們普遍認知的速度要快得多。他們根據嚴格的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在非洲貧困的消除具有顯著的普遍性，不是某個或某幾個擁有地理和歷史優勢的國家的經驗能夠解釋的。包括地理和歷史都不占優勢的國家在內，各類國家的貧困都有所消除。既包括內陸國家，也包括沿海國家；既包括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也包括礦產資源匱乏的國家；既包括農業發展良好的國家，也包括農業發展欠佳的國家；貧困的消除與各個國家的殖民地歷史無關，也與各國在非洲奴隸貿易時期奴隸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無關。1998年，自有統計數據以來，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的非洲人口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的數量。”
　　當然，數十億人的生活狀況仍然極為惡劣。世界銀行公布的極端貧困線是日均收入1.25美元，但即便日均收入是3美元或5美元，人們也還是生活在掙扎和貧困之中。但無論如何，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即使是對最脆弱的“底層的10億人口”來說，生活質量還是提高了。自2000年以來，兒童死亡率下降了17%以上。1999~2005年，因麻疹引發的兒童死亡數量下降了60%。在發展中國家，營養不良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0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
　　眾多貧窮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貧困消除也促進了“全球中產階級”的壯大。據世界銀行測算，自2006年以來，28個“低收入國家”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這些新生的中產階級可能沒有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富裕，但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這一群體也是世界上數量增長最快的群體。布魯金斯學會的霍米·哈拉斯專門研究新生的全球中產階級，他是這個領域極受尊重的研究人員之一。他告訴我：“1980~2012年，全球中產階級的規模擴大了1倍，從10億人增長到了20億人。這一社會階層仍在快速發展壯大，到2020年將達到30億人。我估計，到2017年，亞洲的中產階級人數將超過北美和歐洲的總和。以現在的趨勢，到2021年，亞洲的中產階級將達到20億人。僅在中國，就會有超過6.7億的中產階級消費者。”
　　哈拉斯很快指出：“這不僅發生在亞洲，在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迅速的貧窮國家中，中產階級的數量都在持續增加。我沒有發現任何表明這種趨勢在未來不會繼續的跡象。盡管偶爾出現的障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減緩某些國家中產階級群體的壯大，但就全球范圍而言，這一趨勢是確鑿無疑的。”
　　世界的社會經濟圖景在過去30年中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些改變都是成就，數量巨大且幅度驚人。1990年，世界文盲率為25%，而現在，世界文盲率已經下降到了16%。高等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就連全球平均智商測試分數都提高了。同時，2000年以來，戰爭導致的死亡人數也下降了超過40個百分點。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最嚴重的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也再度開始延長。農業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滿足，自2000年，發展中國家谷物產量的增長速度達到了人口增長速度的2倍。隨著市場上新的供應源與制造商的出現，就連稀土（手機制造和石油精煉中使用的17種稀有元素）都不那么稀缺了。職業科學家隊伍的迅速壯大或許是推動這些進步的原因之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國家中正在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的數量從1999年的430萬人增長到了2009年的630萬人。而很多科學家隊伍龐大且還在不斷壯大的國家都不在被調查國家之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
　　人類的壽命更長了，身體也更健康了。綜合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標以衡量全球幸福程度的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顯示，1970年以來，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2010年，該指數比1970年還要低的國家用一只手就能數清。2000~2010年，全球只有津巴布韋一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是下降的。2012年年底，貧困人口數量、兒童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和熱量攝取指標與2000年相比都有所好轉。簡言之，數以億計的曾經一無所有的人近年來擁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機遇和更長的壽命。
　　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爾泰筆下的潘格羅斯博士那樣，宣稱“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為最美好的目的而設”。事實上，上述所有進步都面臨著挑戰，也都有往往會轉化為悲劇的例外。貧窮國家的進步與歐洲和美國的近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享受了幾十年增長和繁榮的歐美中產階級正在因為金融崩潰而失去他們的經濟地位，其群體規模也在縮小。不過，人類的整體壽命延長了，整體健康狀況改善了，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滿足。這一切對于理解當今的權力轉移和重新分配至關重要，也讓我們能夠對當前時事做出更前沿的解釋。誠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會運動對現代技術的運用引人注目，但它們的發生與1980年以來中東和北非人口預期壽命的迅速增長關系更密切，與“青年膨脹”關系更密切（數百萬30歲以下的年輕人受過教育，身體健康，未來的生命之路還很長，卻沒有工作或好的前程），當然，也與政治活躍的中產階級的興起關系密切。“阿拉伯之春”興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也是貧困人口向中產階級轉變最成功的國家。事實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卻又缺乏耐心的中產階級才是近10年來許多政治變革的發動機，他們渴望的進步速度遠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們因無法忍受腐敗而變成了強有力的反對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長本身并不足以改變權力的行使，權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數量革命不僅是數字的革命，還代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當人們的營養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見多識廣，與他人的聯系更多的時候，很多曾經把權力嚴密保護起來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關鍵在于：人口數量越多、壽命越長，就越難對他們嚴加管理和控制。
　　從根本上講，任何政權的權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國家、市場、選民、追隨者和貿易線路等。一國的人口（有可能成為士兵、選民、消費者、工人、競爭者或追隨者的人）數量越多，能力越強，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財產，政府就越難對他們進行協調與控制。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憶及自己從政以來世界秩序的劇變時直截了當地說：“當今世界，殺掉100萬人要比控制他們容易得多。”
　　數量革命讓當權者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境地：當使用武力的成本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大時，如何有效強制執行？當人們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獨立、越來越不易受到傷害時，如何維護權威？當這個世界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時，如何對人們施加影響并回報他們的忠誠？要管理、組織、動員、影響、勸告、懲戒或鎮壓眾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應對少數生活水平較差的人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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