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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從州長到律師

過去的權力模式和權力行為體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在70多年的時間里，泰國都是一個由精英統治的國家，起初是軍事統治，1970年后開始實行脆弱的選舉政治，軍事政變時有發生，多屆軍事過渡政府曾上臺執政。盡管政局動蕩，泰國經濟仍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飛速發展，軍方的銀行、制造商及民間的商人未遇到障礙。曾在警界工作的億萬富翁他信·西那瓦奉行民粹主義，他在2001年當選泰國總理，并于2005年贏得了連任。但他很快就陷入了瀆職和腐敗的漩渦。政治危機隨之而來，在兩年的時間里，泰國提前舉行了選舉，經歷了軍事政變。最終，在2007年的選舉中，他信的妹妹成為泰國總理。
　　在動蕩期間，司法機構作為新的政治行為體證明著自己。從2006年開始，泰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對國家政治方向的影響日益加深。法院解散了他信所在的政黨和其他幾個政黨，禁止一部分領導人參政，并因總理沙馬收取出場費主持電視烹飪節目而剝奪了其職務。2008年12月，憲法法院因選舉舞弊而解散了執政黨，結束了三個月的民眾騷亂，泰國迎來了新的聯合政府。
　　泰國法院有自己的掩護傘。最初，對政治實施干預的是一個由泰國軍方于2006年成立的法庭。在這個法庭成立前不久，擁有極高道德權威的泰國國王曾發表演說，督促法院采取明智的行動。盡管如此，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現還是改變了長期以來的傳統，為示威者和激進分子提供了證明自己的新舞臺。在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領導下的執政聯盟行事不利、效率低下，造成了權力真空，最高法院填補了這一真空，發起對非法采礦的調查、推翻政府對官員的任命，甚至確定了陸軍總長的退休年齡。正如一位印度評論員所說：“印度已經成為一個任由最高法院剝皮的香蕉共和國。”
　　司法機構正常運作是一回事，法院解決政治糾紛或解散政府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司法體系健全的國家也鮮有這樣的先例。不過，但凡有例可尋，其結果都十分驚人。一個例子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計票糾紛引發了法律訴訟，官司從佛羅里達法院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終的法律裁決讓喬治·W·布什當選為美國總統。另一個例子是，1992年，由安東尼奧·迪皮耶特羅領導的法官們在意大利發起了一場名為“干凈的手”的廉政運動，它所揭露的腐敗體系規模龐大，短短數月就有許多政黨首腦、前任部長、地方官員和企業家落網。
　　最終，調查牽連了眾多意大利傳統主流黨派，包括基督民主黨和社會黨，這些政黨在隨后的選舉中遭遇了失敗。1994年，曾經成就了“二戰”后大多數意大利總理的基督民主黨徹底解散，分裂成了其他黨派。同年，社會黨在建黨102年后也宣布解散，其領袖貝蒂諾·克拉克西曾在20世紀80年代擔任總理，卻在這場廉政運動中成為主要的被調查對象。“干凈的手”運動沒有消除意大利的腐敗現象，但它徹底改變了意大利的政治圖景，瓦解了傳統的政黨體系，為新的右翼（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黨）、“左翼”（意大利民主黨）和地方性政黨提供了平臺。在長期執政期間，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的一樁樁丑聞接踵而至，法官們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斷對其發起司法調查，直至其在2011年退出權力舞臺。
　　此類調查使知名法官成為新的政治行為體。安東尼奧·迪皮耶特羅最終辭去了法官一職，成為一個小黨的領袖，進入了政壇。西班牙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負責過海內外眾多知名調查，西班牙的政治家和銀行家、巴斯克激進組織“埃塔”、美國官員、“基地”組織及阿根廷前軍事獨裁者都曾是他的調查對象。在他曾負責的調查中，最有名的是智利前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引渡案，皮諾切特因此在1998~1999年在英國遭到了長期拘禁。（加爾松本人后來也因為在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權暴行的調查中濫用職權而遭到起訴并被停職。）海牙國際法庭的成立及國際戰犯法庭的設立讓許多國際公眾人物成為法官，如南非的理查德·戈德斯通和加拿大的路易絲·阿爾布爾，他們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和權力很輕易地就超過了“二戰”后兩個由同盟國設立的國際戰犯法庭的法官們。
　　縱觀各國國內政治形勢，法官們手中掌握的權力因國家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但總體而言，法官們權力的日益增強對政府領導人和政黨的權力行使構成了新的限制。當然，很多國家司法體系的獨立性仍令人懷疑，關于政治問題的法律判決的日益增多并不能保證監督的明智。例如，在巴基斯坦，許多人懷疑軍方利用最高法院約束平民政府。在不同國家，法官負有的責任千差萬別，司法機構權力的日益增強不一定是民主的進步，卻是權力衰退的真實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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