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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權力的衰退和戰爭的新規則

“再也不要爆發戰爭了！”這是戰爭幸存者的感嘆。然而，每一天，現實都在提醒我們，暴力、恐怖和脅迫仍然強有力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社會。在海灣戰爭、第一次世貿中心襲擊、巴爾干沖突、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及西非內戰等事件面前，冷戰的“和平紅利”消失了。作家羅伯特·卡普蘭已經發出警告，隨著冷戰所維系的國家走向解體，隨著民族和宗教緊張的加劇，“無政府狀態正在形成”。“9·11”事件的沖擊、“基地”組織及其他恐怖組織的興起，以及隨后各種名義的“全球反恐戰爭”讓我們覺得，世界正在為新型低級別但影響力巨大的暴力所困擾。盡管視角不同，但包括卡普蘭和《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書的作者蔡愛眉在內的眾多分析家都認為，迅速的全球化進程和國家的衰落增加了暴力沖突出現的可能性，在非民主社會建立西方式民主的嘗試很可能事與愿違，導致暴力沖突。恐怖主義、網絡戰爭和毒品走私的場所是無邊界且不固定的，它們可能在任意時間發生在任意地點，使世界蒙受重大損失。
　　有人將今天的暴力沖突稱為“低烈度沖突”，也有人將其稱為“小型戰爭”或“非常規戰爭”，學者馬克·埃克爾和托馬斯·里德將其稱為“戰爭2.0”。他們指出：“今天的暴力沖突與歷史頻道紀錄片中影響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沖突截然不同……也與大多數國家國防投入的重點截然不同。”但我們該如何應對新的沖突呢？關于這個問題，答案就沒有那么清晰了。有人曾提出世界主要軍事大國應徹底裁軍、進行軍事改革，但這些做法會損害某些既得利益，給人以示弱的印象，也引起了人們對于傳統威懾力量遭到削弱的更大的擔憂，因此都被否定了。傳統的國家間威脅并沒有消失，從高加索到南美洲，還有大量邊界沖突懸而未決，伊朗和朝鮮等國還在加強軍備，美國和中國之間還存在著嚴重的相互猜疑。同時，要解決非國家行為體傳播暴力的問題，前提是要弄清其根源，對此，分析家們有多種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經濟不平等、文化破壞、企業帝國主義的傳播、激進主義及國家支持等。
　　從權力衰退的視角看今天的戰爭也不能平息這些爭論，但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包括未來沖突的形勢，以及西方民主國家、有抱負的超級大國、發展中國家、好戰團體和叛亂團體成功的軍事戰略必須要說明的新現實。

超強軍事競爭的來臨

容易得到的武器，士兵與平民、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界線的模糊和沖突的日益增多（更多的不是領土之爭，而是金錢、商品和思想之爭）為戰爭和安全領域的超強競爭創造了條件。與主要政黨及工業和銀行業巨頭一樣，大型軍事機構也因為傳統權力壁壘的坍塌遇到了新的競爭者。像五角大樓那樣的主要國防機構已經失去對沖突工具和資源的壟斷。現在，沖突中重要的技能不僅可以從基礎訓練、軍官學校和國防大學中學到，還可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叛亂分子訓練營、英國萊斯特的宗教學校或中國廣州的電腦學校中學到。
　　在這幅破碎的圖景中，傳統軍事機構依舊是重要且威嚴的。它占有著公共資源優勢，有能力使自己占據政府預算的首要位置，它可以借助國家主權賦予的道德影響力吸引追隨者，證明各種投資和支出的合理性，也因國家主權而享有加入聯盟的政治合法性。它享有傳統的支撐，卻失去了排他的特權。哲學壟斷和實際壟斷的消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過去，國家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哲學壟斷。主權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及其對日益復雜的技術的需求賦予了軍隊實際壟斷。強有力的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和技術在專業人士之外的危險擴散摧毀了軍隊的具體優勢。
　　今天，各國軍隊正試圖適應全方位戰爭，適應的速度不同，結果也不同。全方位戰爭中使用的武器既有數字武器也有傳統武器，應用的戰術既有心理戰也有脅迫戰，戰斗人員中既有身著軍裝協同作戰的士兵也有散亂的平民。超級軍事競爭并不意味著沖突中死亡的人數比以往更多，不意味著沖突造成的經濟損失比以往更嚴重，也并不表明軍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它卻提供了一個新視角，讓我們思索國家的軍隊未來能夠贏得什么。

軍事力量不再等同于國家安全

軍事沖突從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向分散的小規模沖突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終結了大型軍隊的專業化優勢。因此，任何依賴于軍事力量或優勢火力的國家安全戰略都值得懷疑。意識到這一點后，主要國家的軍隊已經嘗試做出調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08年年末，美軍的一份軍事指令中稱，非常規戰爭將被視為“與傳統戰爭一樣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戰爭，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聲明，表明美軍的整體軍事規劃（從人員到裝備再到訓練）都將做出調整。對于美國來說，對非常規戰爭的關注意味著更重視特種作戰、情報搜集、平叛和軍方所說的“低能見度作戰”，也意味著更加關注同盟國和當地軍隊的合作。根據2012年宣布的計劃，在大約75個國家部署了兵力的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人員將增加6%，從2012年的6.6萬人增加到2017年的7萬人。人們從這一增長中發現，今天的平叛行動或許不同于特種部隊作戰行動手冊中列舉的各種行動。美國國防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今天的叛亂爆發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對某種意識形態或某個領導階層（如越南共產黨）的追隨，而是對像巴勒斯坦大起義一樣幾乎自發形成的“憤怒聯盟”的追隨。
　　其他國家的軍隊也在進行調整。過去2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縮小了部隊規模，更加關注現代技術的應用。2000年以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幾乎沒有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發揮太大的作用，但2000年后，其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的參與度顯著提高。中國海軍也訪問了更多國家的港口。此外，中國工人在蘇丹等地遭遇綁架和殺害的事件也引發了中國對海外保護的新思考。在海外中國公民數量越來越多、中國國家利益越來越廣泛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提升對海外公民和利益的保護能力？今天各國軍隊最有可能承擔的軍事任務包括反恐、平叛、人道主義干預和維和，為了找出應對這些任務的“最佳方法”，軍事分析家們對美軍、中國軍隊、英軍、法軍和以色列軍隊等全球主要軍事力量的實戰經歷進行了詳細分析。
　　電子戰爆發的可能性引發了特別關注。我們可以在過去10年的襲擊記錄中看到國家面臨的各種威脅，包括旨在使系統癱瘓或植入惡意代碼的系統攻擊、旨在搜集敏感數據或阻礙通信的信息網絡攻擊以及對電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網絡戰爭還包括“信息戰”，比如發放宣傳資料及重定向網站。據報道，美國、伊朗、格魯吉亞、愛沙尼亞、吉爾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國的信息系統都曾遭遇多種形式的網絡攻擊。推特和谷歌郵件等私人網絡服務也曾遭受攻擊，2009年夏天的伊朗動亂期間就有這樣的例子。但是，就襲擊的規模和造成的損失而言，現在還沒有哪次網絡戰能夠與“9·11”事件相提并論，并且網絡戰也不像“9·11”事件一樣能夠讓政府找到明確的資源投入方向并激發民眾對政府的支持。有證據表明，各國政府對網絡戰的適應過程較長，黑客和網絡攻擊者顯然仍有很多機會破壞政府的關鍵職能。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負責人阿莫斯·亞德林指出：“網絡世界瞬息萬變，在這場較量中搶占先機非常重要。要適應網絡戰的變化，最多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而要適應空戰的變化，我們可以有幾年的時間。”
　　軍事專家阿奎拉指出，不能及時做出調整的原因并不一定是軍事思想有誤。他于2010年寫道：“過去20年，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雖然進展緩慢，卻在穩步提升。但高級指揮官往往會重提宿命論，因為他們認為國會和業界領袖會對根本性的變化進行阻撓。”
　　此外，認為應該加強傳統軍事建設、應用先進技術并打造優勢火力的觀點并沒有消失。“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認為，軍事實力“仍然構建著預期并影響著政治預測”。常規軍隊即使沒有參加實際戰斗，也有重要的威懾作用。奈寫道：“軍事力量、規范和制度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但是，當野蠻的軍事力量無法再確保優勢地位時，問題就變成了：在傳統權力行為體與相對缺乏經驗的新興權力行為體之間，資源是如何分配的。沒有人認為恐怖分子能終結大國的存在，但他們肯定能夠以不可預知的、令人恐懼的方式影響大國的行動。

金錢比秩序重要

究竟誰是哲塔斯？在某種層面上，他們只不過是參與墨西哥長期毒品戰爭的眾多武裝派別中之一。這場戰爭不是象征性的：從2006年12月到2012年年初，將近5萬人喪命于與毒品有關的暴力事件，這場戰爭使墨西哥政府失去了對大片領土和大量經濟活動的控制權。在這幅場景中，哲塔斯格外強大，他們控制了墨西哥東北部的關鍵領土，將大量毒品經繁忙的拉雷多口岸運入美國。臭名昭著的哲塔斯約有4 000名成員，他們所控制的區域恐怖盛行，其勢力還擴展到了墨西哥其他地區，甚至美國。墨西哥政府在毒品戰爭中對手眾多，其中哲塔斯最令人生畏，它與眾不同的就是出身。哲塔斯的成員在成為海灣卡特爾的私人軍事力量之前，都是墨西哥軍隊和警察部隊中的精英。哲塔斯將早已在墨西哥司空見慣的腐敗和背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現在，哲塔斯正經歷著進一步的轉型。伴隨著各卡特爾之間權力競爭的展開，曾經是執行者的哲塔斯已經成為獨立的販毒集團，開始爭奪關鍵市場和毒品販賣渠道，并且有報道稱，該集團已經通過與卡拉布里亞“光榮會”的合作將觸角伸向了歐洲。
　　哲塔斯從政府部隊到私人部隊、再從私人部隊到毒販的身份轉換表明了當今沖突中角色可以互換的本質。伊拉克叛亂分子逐漸把綁架當作生意，這些叛亂分子大部分是薩達姆·侯賽因軍隊的老兵；塔利班開始參與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海盜日益猖獗。這些事例都表明，經濟機遇（從更高的報酬到犯罪所發的橫財）將很多行為體推入了沖突。金錢一直是促使人們拿起武器（有時是放下武器）的動機之一，但是，在分散沖突中，最有用的武器都能夠輕易得到，經濟動機格外強烈，遵從指揮與控制的動力就相應減弱了。從犯罪到叛亂、再從叛亂到私營軍事公司，對于那些受過相關武器及后勤訓練的人來說，市場機遇無處不在，而這些市場機遇越來越多地涉及傳統的“民用”技術。
　　換言之，在今天的沖突中，秩序沒有物質刺激重要。在傳統軍隊中，收入水平是次要的，人們參軍的主要動機是忠誠、公民義務和責任以及使命感或目標感，這也是“9·11”事件后大量美國人報名參軍的原因。一些叛亂及暴力團體也有使命感，他們以驅逐占領者、保衛領土或對抗異教徒為名吸引追隨者。但軍事角色的分散和參與沖突的非軍事途徑的興起意味著價格、報酬和機會成本等市場信號正在影響暴力的形式，其程度至少是過去一個世紀中的西方社會未曾經歷過的。

軍事權力的衰退影響著每一個人

分散了沖突并將軍事技術轉化為軍用/民用混合技術的離心力不僅影響著大型的國家軍隊，就連沖突中的新行為體也面臨著成為犧牲品的危險，盡管這股力量曾經促進了他們的崛起。
　　“圣戰”運動就是一個例子。“9·11”事件及隨后發生在馬德里和倫敦的襲擊都是以奧薩馬·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為核心的恐怖組織長達數月甚至數年的策劃和努力的結果。而“基地”組織近期策劃的幾次襲擊規模都比較小，還遭到了挫敗，并且“鞋子炸彈客”和“內褲炸彈客”的性格令這些襲擊顯得近乎可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區別呢？或許一個原因在于反恐機構在大陰謀實現之前就將其挫敗的能力增強了，另一個原因在于“圣戰”世界和“基地”組織權力和能力的衰退對其自身造成了影響。研究“圣戰裂縫”的學者托馬斯·里德分析了“圣戰”分子的不同活動。為領土而戰的地方叛亂分子通常對全球影響力毫無興趣。與哲塔斯一樣，出于經濟動機而不是使命感，一些“圣戰”武裝分子開始從事有組織犯罪及販毒活動。還有更多“圣戰”分子來自歐洲和北美等地的網絡群體，他們中的一些人參與了成熟的軍事行動。在阿拉巴馬州長大的奧馬爾·沙菲克·哈馬米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曾經惹人喜愛的高中生后來成為索馬里反政府武裝的主要領導人。
　　里德和他的同事馬克·埃克爾指出，由于利益、使命感和能力的不同，外表看起來嚇人的“圣戰”世界的內部是脆弱的。塔利班內部也同樣脆弱，軍事觀察家們把塔利班武裝分子分為兩類，即受意識形態驅使的“大塔利班”分子和主要受有限關切和金錢驅使的“小塔利班”分子。一項針對45個已經不再活動的恐怖組織進行的研究發現，真正被打敗的恐怖組織只是少數，有26個恐怖組織是因為內訌而解散的。里德和埃克爾進一步指出，說“基地”組織控制著這些組織會產生誤導，夸大了其指揮和協調能力。他們認為，“維基恐怖主義”（意識形態、方法和忠誠的自由和脆弱的傳播）更好地描述了“圣戰”運動的傳播方式，這種方式讓“圣戰”運動無處不在，但同時也削弱了其效力。
　　無人機、簡易爆炸裝置、徹底武器化的網絡空間、精確制導武器、自殺式爆炸襲擊者、海盜、富有且裝備精良的跨國犯罪網絡及大量其他武裝行為體改變了國際安全形勢。未來，這一新形勢還將不斷變化，因此我們無法對其做出準確描繪，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軍事機構的權力將比過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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