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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黨到派系

政黨領袖們在著手制定黨綱和政策、提名候選人時叼著雪茄接受政治獻金的形象赫然聳立在政治神話中，距離現實越來越遠。共和黨運勢的變化就是一個重要證據。就在不久前，共和黨還是守舊的商業保守主義及其行為準則的縮影，即使面對社會保守議題團體的聯合煽動（有時還是成功的煽動），它也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特征。事實證明，茶黨運動的興起更多的是對組織結構的挑戰。引人注目的是，茶黨根本不是一個黨，而是一個由許多組織、派系、親和團體及個人組成的松散團體，他們受到了能使人聯想到“茶黨”的概念和名稱的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本身就是不穩定的）的激勵。茶黨的一些候選人和團體獲得了強有力的商業利益相關者的資金支持，這些利益相者有著相當豐富的影響美國政治的經驗（例如，美國第二大私營企業科氏工業集團的老板、億萬富翁戴維·科赫和查爾斯·科赫）。在其他方面，茶黨運動與美國人長期的政治參與傳統中草根式的直接民主運動并沒有什么不同。這些不相干的個人和團體以一種傳統政黨的委員會、規則和少數權力精英無法控制的方式聚在一起。茶黨運動興起于2009年，它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重塑了共和黨和美國政治，推動著原本不被政黨看好的局外人和其他候選人獲得了初選的勝利。2008年大選時，茶黨運動還沒有興起；但4年后，2012年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者都急切地尋求它的衣缽。
　　茶黨運動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現象，它反映了美國人對直接民主的迷戀，是政治資金注入的媒介，也是最近的一場小政府民粹主義運動。但是，它于默默無聞之中的迅速興起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歐洲的“海盜黨”運動倡導網絡信息的自由下載和公民自由的擴展，它于2006年起源于瑞典，后來傳播到了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荷蘭、波蘭和西班牙。它以2009年頒布的“烏普薩拉宣言”為綱領，關注版權法和專利法的放寬，提倡透明度和言論自由，動員年輕人投票。它不僅贏得了瑞典歐洲議會選舉7.1%的選票和歐洲議會的2個席位，還在2011年9月以9%的得票率贏得了在柏林州議會中的席位。在它擊敗的政黨中，有安格拉·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中的一個關鍵伙伴—歷史悠久的自由民主黨，該黨獲得的選票甚至沒有達到5%這一進入州議會的門檻。2012年，瑞士海盜黨的一名成員當選為艾希貝格市市長，這是海盜黨發展歷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
　　在200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塞戈萊納·羅亞爾發動了另一種形式的競選起義。她想要成為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與尼古拉·薩科齊角逐法國總統職位，就必須首先贏得同黨內傳統“貴族”的較量。這些傳統“貴族”享有黨內干部和高級政府官員的廣泛支持。
　　那么羅亞爾是如何成為候選人的呢？她發起了一場類似美國茶黨運動的運動，利用了黨內初選。黨內初選在民主國家中的歷史并不長，即使是在人們最熟悉它的美國，這一制度也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普及的。在其他國家，黨內初選得到普及的時間更晚。不過，這一做法現在越來越常見。在200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社會黨舉行了一場面向所有黨員的初選，羅亞爾的團隊發起了大規模的競選運動，及時吸納了許多新黨員參與投票。通過這種方式，加之網站宣傳和政治信息發送，羅亞爾從社會黨中脫穎而出，雖然她沒能贏得最終的大選，卻以61%的壓倒性得票率贏得了初選。
　　不滿足于此次革新的法國社會黨人決定在2011年更進一步，為2012年的大選做準備。這次他們決定初選面向所有選民，而不僅限于黨員。要參與投票的選民只需在一份基本聲明上簽字，表明贊同“左翼”價值觀即可，而這份聲明實際上不具有約束力和強制力。在參加初選的候選人中，至少有一人不是社會黨黨員。也就是說，社會黨選舉總統候選人的方式已經不再是傳統的黨派方式。最終，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和塞戈萊納·羅亞爾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四個子女的弗朗索瓦·奧朗德贏得了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并在總統大選中擊敗了尼古拉·薩科齊。當選總統時，奧朗德已和羅亞爾分道揚鑣，和他一起入住愛舍麗宮的是他的記者女友瓦萊麗·特里埃維勒。
　　茶黨運動和法國社會黨人的新實踐都表明了當前的一大國際趨勢：在先進民主國家中，主要政黨感受到了秘密選舉出的黨派領袖同能夠動員選民的黨派領袖之間的差距。隨著少數黨派的崛起，適應新形勢的需求變得緊迫。在許多國家，那些幾十年來一直渴望分享權力或掌權的政黨開辟了領導人選舉的新途徑。他們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擴大著“代表選舉團”，即擴大著有權參與政黨領袖選舉的選民的范圍。
　　初選的普及是這一變化的一個有力證據。2009年，以色列民主協會政黨研究團隊負責人奧弗·克尼希在對18個議會制民主國家的50個主要政黨的情況進行統計后發現，有24個政黨的普通黨員在政黨領袖選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余政黨的領袖或由議會議員選舉產生，或由政黨任命的委員會選舉產生。
　　如前所述，初選在其他地方也日益普及。在拉丁美洲，自20世紀80年代從軍政府統治向民選政府統治過渡時起，約40%的總統大選中都有至少一名主要候選人是經過初選產生的。一項針對拉丁美洲政黨的調查顯示，截至2010年，一半以上的政黨采用了初選或類似初選的內部選舉方式。另一項研究發現，拉丁美洲政黨信任度最低的國家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等國，這些國家從來沒有一位候選人是經過初選產生的�？傮w而言，政治學家發現，盡管目前實行公開初選（“代表選舉團”規模最大）的國家數量還十分有限，但全球范圍內這一發展趨勢十分明顯。在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美國選舉風向標的加利福尼亞州，選舉的天平進一步從政黨向選民傾斜：根據2011年的全民公決，所有初選候選人的名字會出現在同一張選票上，得票數排名前兩位的候選人無論代表哪個黨派，都將獲得參加普選的資格。
　　此前，美國的政黨領袖們在維持權力和加強黨內紀律時并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中，取消了對競選籌款的限制，私營企業可以作為政治行為體介入，名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新型組織應運而生。根據法律規定，這些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不能和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協同行動，但在2012年的競選活動中，顯然所有總統候選人（甚至是共和黨黨內提名的所有競爭者）都得到了一個或多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大量資金支持。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實際上是一種新型政治權力行為體，同時也是政治權力分裂的又一例證。它的捍衛者認為，它只是那些想要為政治注入更多競爭的人所掌握的又一合理武器。喬爾·M·戈拉是一名法學教授，他曾幫助游說團體抵制公開捐贈者信息的要求。他說，許多要求公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信息的法規都不過是“在位者勒索保護費”的一部分。如戈拉所說：“這些法律限制了冷門候選人，既包括自由的‘左翼’冷門候選人，也包括保守的右翼冷門候選人�！笔聦嵣希倘死麏W·林貝克2012年就成立了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其唯一的宗旨就是把那些林貝克認為已經不再響應選民訴求的當權者趕下統治舞臺。正如《華盛頓郵報》的保羅·凱恩所報道的那樣：“大多數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目的在于增加其支持的候選人獲勝的機會或擊敗意識形態上的對手，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顯然不同，它的目標是推翻當權者，不管這個當權者來自民主黨，還是來自共和黨。為什么不呢？（林貝克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幫助新的候選人擊敗了兩名資深的共和黨人和兩名老民主黨人，他們四個人做眾議員的時間加在一起近65年�！北M管林貝克的資金有限，他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也趨于耗盡，但該委員會的發言人還是以勝利者的姿態表示：“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的設想是可行的�！�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或許是個別的美國現象，但全球范圍內，金錢對政治結果的推動作用顯然日益增強，就像曾經的意識形態一樣。不過，意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泰國的他信·西那瓦和突尼斯的本·阿里等人的例子都表明：當今時代，僅憑金錢是遠遠無法阻止權力漸漸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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