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后，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其霸權不僅囊括了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強勢主導地位，而且還進一步延伸到文化領域。我們經常所說的文化全球化，即與文化多樣性相對的強勢文化，其實就是以美國文化為內核。

　　美國官方一直否認像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許多工業國家、二戰后建立的新興民族國家那樣建立文化政策。但這種說法也經常受到質疑。歐洲國家和加拿大的文化產品經常會被美國擋在市場之外，美國司法部門被授權對所有進口電影進行分級，美國商務部同樣要發揮相關的審查作用，一些境外有關酸雨和核戰爭的公益紀錄片也遭到禁止。而對于本國影片，2000年當年就有205個州、地方和城市的電影委員會，通過減免地方稅、免費提供警力和封堵步行街等方式給予隱蔽支持。在好萊塢影片的全球發行及版權保護上，美國的商務部和國務院也總是沖在一線。

　　美國加州大學媒介與文化研究教授托比·米勒與邁阿密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喬治·尤迪思合著的《文化政策》一書，開篇就對美國的文化政策實踐進行了回溯討論。書作者指出，美國不僅有成形的文化政策，而且形成時間較早，美國政府在19世紀就意識到建立國家公園、設立博物館對提高國家文化實力的重要性，為此出臺了專門的促進政策。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對抗敵國的意識形態，美國政府都設立了專門的部門開展對內對外宣傳。

　　1944年，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美國政府改組其國務院，將之調整為海外文化政策的主導者。這之后，美國歷任政府期間，國務院與美國多家慈善基金會都致力于單向的對外知識和文化交流（只輸出，不輸入）。這些努力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得以有效的把握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媒體行業與文化藝術產業運作，更擅長于將包括抽象表現主義在內的各類藝術流派都用來進行意識形態宣傳。一言以蔽之，美國對外政策的組合中，文化獲得了僅次于經濟政策的地位。

　　在美國國內，文化政策也同樣明晰。包括福特基金會在內的民間基金會，都自我定位為催化劑，即推動個體非營利性藝術組織長期進步的助推器和催化劑，千方百計游說美國官方對藝術基礎設施的建設、藝術人才的引進等項目埋單。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間掀起民權運動，而官方則關注社會建設，兩種力量的合流表現為政府提供專門資金，支持美國國內的少數族裔、原住民文化藝術項目。1965年設立的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成立之后，幾十年間，就讓美國原先的100個交響樂和舞蹈、戲劇和歌劇公司，增加到了800個，藝術代理公司數量也大量增長。這些大量增加的藝術機構和企業，吸納了更多的藝術人才，產出了更多的文化藝術作品，也因此加入了更多多元色彩的元素。當然，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右翼民粹主義開始抬頭，文化政策的施展空間受到一定限制，這也是里根時代削減公共支出的路線延續。托比·米勒和喬治·尤迪思認為，美國的文化政策相比過去很可能繼續收縮，在國內局限在重點的文化項目、國會圖書館等標志性的機構之上，而在海外會更多的發揮民間組織、企業、慈善基金會的作用。

　　托比·米勒和喬治·尤迪思所著的這本《文化政策》，清楚的將文化政策定義為溝通美學創造與集體生活方式的制度性支持，這相比經濟學界的“小政府”支持者給出的概念更具寬泛性，更抽離了意識形態意味。這本書從歷史的視角，詳細考量了文化政策在現當代各國公共政策的重要地位，指出這方面政策的空間和尺度對于文化生產等方面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影響，無論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市場和社會發育成熟，文化產業蓬勃繁榮的工業國家，還是經歷了殖民、獨立發展等不同階段的新興民族國家都同樣如此。如果將文化政策的研究，納入葛蘭西、雷蒙·威廉斯所稱的文化霸權的視閾，就可以更為清晰的發現，這方面政策對于維系政治穩定的極端重要性。而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家，其國內的文化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更多的著眼于通過人文藝術來再造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秩序，并構建國民認同。

　　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文化政策之所以經常引發爭議，是因為其同時面對人的雙重身份：公民與消費者。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不認同文化政策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只看到了消費者身份的人，無視或輕視公民身份的人。而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發生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遵循同樣的邏輯，淡化公民群體及其權利、獲取本族群（階層）文化及多元化文化的需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美國之外的許多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本土電影工業等文化產業為了保障其商業利益，仿效美國同行在其國內的觀點主張，主動突破文化領域的消費者概念，訴諸公民概念，在政治上成功獲取了支持，得到了產業發展補貼及對進口文化產品設限的政策保護等待遇。

　　在書中第三章，我們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等區域的新興民族國家，在民族主義潮流的驅動下，從全面放開文化產業市場，到加設針對外資、進口文化產品的諸多限制，并形成了民間對于殖民權威的文化反抗新潮流。這些行動使得相關國家的國民認同度變得更高。書中第五章就美國之外的其他工業國家，以及廣大新興民族國家在文化政策領域，與美國展開的持久博弈進行了剖解分析。當然，客觀來說，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的推行一體化的全球文化價值觀念的國際組織，雖然確實是美國價值理念的推銷者，但也力所能及的傳播了文化遺產觀念、多元化文化價值觀念。

　　互聯網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都在面臨持續震蕩，過去一貫有效的文化政策開始變得不再那么容易發揮作用，而網絡傳播權力秩序也呈現出更為突出的失衡狀況，捍衛多元化文化事實上變得更加困難。當然，這也是一個公民/消費者自我覺醒的新時代，文化霸權也絕難做到長期維系，還將面臨持續的內外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