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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一、我國非公有經濟發展的曲折過程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的要求和“全面建設小康”的奮斗目標，同時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把它與“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相并列。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29年（1949—1978）不可能有這樣的提法。改革開放的30多年，前24年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提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雖然明確宣告“非公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修正了過去“從屬”或“有益的補充”等提法，但是并沒有確認“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53年之后的2002年，歷經無數次否定之否定，才正式確認“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經過53年的是非曲直才確立的認識，確實來之不易。應該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思想上的一大進步，也是對全人類進步事業的一次偉大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對非公有經濟曾經在一個不短的時期內有過不正確對待的歷史。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曾經提出，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即使后來在1953年的《毛澤東選集》中編入此文時修改為“必要的發展”，那也總還是要允許發展的。這一正確論斷十分切合國情，頗具中國特色，曾經吸引了相當多的開明資本家參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
　　關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共產黨原來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待條件成熟，再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直到1950年，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還是持這種觀點。例如，毛澤東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就說過，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但到1952年，毛澤東的觀點變了。他提出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急于宣布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宣稱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推進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再是要等到“遙遠的將來”才向社會主義過渡。
　　為什么1952年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對非公有經濟的政策？主要是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一些超出毛澤東原來預計的變化：一是抗美援朝的戰局基本穩定，大規模的土改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二是國營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產值比重的變化，超出了原來的預期。國營比重由1949年的43.8%迅速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過了私營。三是經過“五反”，毛澤東在對私政策的“限制”、“利用”之外，又加上了“改造”，開始把私營工商業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出現了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四是國際上1952年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設計了一整套產品經濟模式，把取消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標志。這一產品經濟模式，誘惑了幾乎整整一代帶有“左”傾思想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試圖提前改變所有制結構、提前實現“產品經濟”，即取消商品經濟的各種嘗試。畢竟提前宣告實現了社會主義是一件多么豪邁、激情而又十分誘人的創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了一場“向左轉”的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后緊接著就在1956年敲鑼打鼓地實行“全面公私合營”，1958年全面人民公社化。再以后是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史無前例地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這個時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喧囂一時，連農民的自留地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就不用再說城市的個體戶和私營工商業了。這是非公有經濟在中國幾乎瀕于覆滅的時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稍許扭轉了對非公有經濟的過左認識。1978—1979年從城市下放到農村鍛煉的知識青年大批返城。知青總數有1 700萬人，相當于當時城市人口的1/10。當時諱言失業，有人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待業青年”，總算留點面子。怎么解決這么多人的就業？問題是長時期地強調全民所有，集體經濟還要向國營經濟過渡，對個體經濟更是壓制和鄙視，就業范圍很窄。國營工業招工有限制，父母提前退休讓子女上崗頂替，人數也有限，游蕩的知青越來越多。民以食為天。于是，大街小巷，冒出了一大批城鎮個體戶：修車、修鞋、補鍋、照相、縫衣、開小吃攤鋪等等，正是這股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1979年薛暮橋寫文章呼吁，要準許搞個體勞動，廣開就業門路。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紀念國慶30周年的講話中，承認“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1978年年底統計，全國城鎮個體戶有14萬人，1979年發展到31萬人，1980年又增加到80.6萬人。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把個體經濟上升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自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經過理論界的努力探索和創新，人們逐步恢復了新民主主義階段對非公有經濟的正確認識，但是并沒有沿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提法，而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這是黨的文件第一次出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它為以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留出了廣闊的空間。后來，在1982年的十二大報告、1986年9月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和1987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決定中都曾有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簡略提法。但直到六年之后的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才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作了比較完整和詳盡的論述。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報告，則有了更大的發展。
　　但是應當承認，中國在“左”傾思潮的長期影響下，人們對非公有經濟總還是存在著一種“敬而遠之”的慣性。即使在1981年國務院發布政策規定，認可了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在人們心目中個體經濟仍然沒有地位。個體私營企業常常要戴著“紅帽子”寄身于“集體”名下，并常常經受諸多“盤剝”。后來，1982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承認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的”；1982年的五屆全國人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第一次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認定我國現在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一步承認“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但時隔不久，1989—1990年“左”傾思潮再度干擾，有人重新提出要“問一問姓資姓社”，個體私營等非公有經濟再次遭受挫折。到1989年年底，私營企業從1988年的20萬家減少了50%，剩下大約9.6萬家；個體戶減少到1 234.3萬戶，從業人員減少到1 943.6萬人，分別比1988年下降了15%和15.7%。
　　扭轉乾坤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接著中共十四大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宣布“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的方針。私營企業從1990年的9萬多戶，一下子猛增到23.8萬戶。這時，個體經濟蓬勃發展，國企產權改革也在進行，改革的鋒芒指向了所有制。但是“左”派并不死心，1995—1997年間再次提出“姓公姓私”的爭論。“左”派人物憂心忡忡，認為“中國已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私營經濟的比重超過一定的度，就會對我國經濟的性質產生嚴重的影響”，影響“我國國家安全”。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明確宣告“非公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更進一步明確提出“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過去在傳統觀念影響下只把非公有經濟視作社會主義的“從屬”或“有益的補充”的提法是一種重大突破，而且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把它與“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相并列，第一次從政治上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落實了政策。這一精神后來又經中共十七大重申，并且寫進憲法。新的憲法把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確定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36條”）的出臺，則一度被視為民營經濟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但是在2004—2005年間又爆發了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就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質疑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為發端，迅速發展為涉及面很廣的質疑整個中國改革開放方向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實際上這是一股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當然，這成不了氣候，這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回顧這段歷史，它說明，一切排斥、限制非公有經濟發展的舉措，都是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過左行為，是一種“左”傾幼稚病的表現；而發展非公有經濟決非一時的權宜措施，它將在一個很長時期，至少上百年時間，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長期方針。
　　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非公有經濟獲得迅速的發展。一是企業數量大幅度增加。到2006年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達到498.1萬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57.4%，比2002年增加254.6萬戶，增長104.6%；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為2 595.6萬戶，比2002年增加218.1萬戶，增長9.2%。二是注冊資金快速增長。2006年私營企業注冊資金總額為7.6萬億元，比2002年增加5.12萬億元，增長了206.5%；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資金總額為6 468.8億元，比2002年增加2 686.5億元，增長71%。三是就業人數再創新高。2006年全國私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為6 586.3萬人，比2002年增加3 606.8萬人，增長111.1%；投資者人數1 271.7萬人，增加648.9萬人，增長104.2%；雇工人數5 314.6萬人，比2002年增加2 586.1萬人，增長90.7%；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5 159.7萬人，比2002年增加416.8萬人，增長8.8%。四是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6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09 870億元，其中民營企業投資67 938億元，比2002年增加46 766億元，增長220.9%，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為61.8%，比2002年提高13.1個百分點。五是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據海關總署統計，到2006年年底，全國民營企業進出口總額為3 076.5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了4.8倍，占全國進出口的比重為17.5%，比2002年提高8.9個百分點。其中出口總額為2 139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了5.5倍。2006年開展進出口業務的民營企業總數達到了10萬家，比2002年增長了5.3倍。
　　據2008年12月8日中國質量新聞網的報道，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沈建國在中國企業發展論壇上介紹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據不完全統計，廣義的民營經濟已經占中國GDP的65％，中國經濟增量的70％～80％來自非公經濟。在就業方面，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最廣泛的渠道，占全國的75％。
　　2009年1月19日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 “全國工商聯新春招待會”上的講話稱：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民營經濟縱向比較，同全國整體經濟走勢一樣，受到了巨大沖擊，但橫向比較，仍然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民營經濟增長的情況是：
　　——私營企業數量繼續增長，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截至2008年9月，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643.28萬戶，較2007年年底增長6.67%；注冊資金達到11.26萬億元，較2007年年底增長19.97%。
　　——民營經濟投資仍以較快速度增長。截至2008年11月，全國私營企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2.42萬億元，增長34.9%，高于全國8.1個百分點。
　　——民營工業相對快速增長。截至2008年11月，全國私營工業企業同比增長20.8%，高于全國7.1個百分點。
　　——民營企業進出口持續增加。截至2008年10月，全國私營企業進出口總額完成3 743.6億美元，同比增長33.5%，高于全國9.1個百分點。
　　附帶說說，我國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的興起，曾經具有多種模式，這同某個地域的自然區位環境、歷史環境、文化傳統、市場條件和政策制度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人們常說到的有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一般來說，溫州模式是指以發展個私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因為溫州地方在改革開放前，社隊企業很少，人均土地也很少，本身有一個個人經商的傳統，一當政府控制稍弱的時候，個人經商的文化優勢就出現了。其主要特點是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 蘇南模式是指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地方發展模式，人們有時候也把它稱作“地方政府公司主義”。蘇南同溫州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之前，社隊企業就具有一定的規模，和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交通便利。80年代推行價格雙軌制，蘇南正好利用這個空間發展了很多鄉鎮集體企業。珠江模式主要指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利用外資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城市，即使原來是國企或集體經濟，本來也多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改革開放后經濟轉型，一部分轉為民營企業，一部分轉為利用外資“三來一補”，即以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中小型補償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加工貿易。這又是同廣東毗鄰港澳和本來就是外向型經濟為主又具有勞動力優勢的條件，有很大的關系。一般認為，珠江模式是城市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和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創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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