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到2010年，亞洲貧困人口規模下降了7億4542萬，而全球僅下降了6億9347萬。也就是說，亞洲之外的幾大洲這期間，極端貧困人口增加了超過5000萬。這其中，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使得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而中亞、西亞和東南亞的減貧成績也值得稱道。

　　盡管如此，也要看到，在亞洲，扶貧濟困仍是未竟之業，仍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這威脅著亞洲、歐亞大陸的穩定與安全。在取得現有減貧成績之后，要繼續減少貧困人口，面臨著更大困難，比如，一些國家、地區的貧困人口難以獲得脫貧發展的必要資源，又陷入復雜的社會矛盾關系。又如，亞洲已脫貧人口會否返貧，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及因此帶來的自然災害，經濟危機影響著大國和國際組織的援助力度，等等。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戰略，必然就要在國際事務特別是亞洲事務、“一帶一路”沿途區域之中承擔更為重要的使命責任。近年來，中國各類產業、企業、資本響應號召，加大對“一帶一路”沿途區域的投資，這其中必然要涉及帶動和支持相關國家與地區的減貧發展。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的減貧奇跡：成就斐然還是未竟之業？》一書。這本書收入世界多個國家長期關注減貧發展的著名經濟學家所寫的專文，在充分肯定亞洲近幾十年來的減貧發展成績的前提下，分析了亞洲的返貧問題，指出因貧返貧、因災返貧等因素造成的脫離貧困脆弱性問題。書中對世界各國“貧困線”的制定和適用進行了經濟學層面的探討，指出亞洲國家要根據自身特點制定符合實際的貧困線標準，建議各國要進行多維度的減貧政策和制度設計，全方位的進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減少脆弱性因素返貧。

　　全書第一章收入曾就職于世界銀行的德國哥廷根大學發展經濟學教授斯特凡·克拉森所寫的《亞洲貧困線：問題與方案》一文。這篇討論了亞洲國家貧困線的優缺點，概括指出有必要創造一個亞洲特有的多維貧困指標，可以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通過調整界限值而進行自動調整。書中第二章收入印度統計學院經濟學教授薩特亞·R.查克拉瓦蒂等學者撰寫的論文，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根據參照群體確定貧困線的思路，特別是要將幸福感這一主觀指標納入考量。

　　日本經濟學者、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藤井智紀探討了貧困脆弱性等問題的概念，并就亞洲許多國家減貧和返貧的具體情況歸結指出，貧困和貧困脆弱性相關，但存在差異，例如一次性糧食救助，可以減輕短時貧困，但對于改善脆弱性幾乎沒有作用，所以要在大力推動減貧的同時實現發展，以減少返貧。一個可選的方案就是，在貧困國家、地區援助建立滿足基本水平的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并通過在貧困農村建造公共工程、建立政府墊底的小額信貸體系等方式，提高這些地區的發展能力——毫無疑問，這些政策選擇，恰好也是中國近年來推進精準扶貧的政策精髓所在。藤井智紀在文章中還分別探討了氣候變化等因素帶來的脆弱性。

　　書中第四章收入多位學者的合著文章，討論了測量貧困脆弱性的經濟學實證方法，并通過翔實測量論證指出，當前的全球形勢氣候變化，很可能促成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貧困脆弱性增加。第五章的專文則以印度尼西亞農村為例，指出氣候變化與貧困脆弱性的正相關關系。

　　《亞洲的減貧奇跡：成就斐然還是未竟之業？》書中第六章收入法國土倫大學教授瓦萊麗葉·貝倫赫爾的論文，利用定序變量對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三個東南亞國家的多維貧困進行分析，采用了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三個指標。瓦萊麗葉·貝倫赫爾分析指出，這三個國家近年來經濟增長較快，但同時也因此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被拉大，出現了頗為突出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換言之，這些國家的農村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雖然從收入和實際生活水平來看，民眾的生活得到了相對更好的保障，但不公平感和剝奪感更強了。這也是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減貧發展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書中第七章，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經濟學管理學院發展和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農業經濟學教授赫爾曼·瓦伊貝爾與德國發展評估研究院評估員勒娜·霍爾菲德以泰國和越南農村家庭為分析對象，討論了減貧過程中，相當程度上受到忽視的營養問題，尤其是兒童營養問題，并沒有因為減貧發展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長期致力于研究貧困、不平等、社會流動、兩極分化等分配領域問題的西班牙加利西亞維哥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卡洛斯·哈拉丁所寫的《亞洲國家的貧困與族群》一文收入這本書的第八章。在文章中，卡洛斯·哈拉丁就亞太地區突出存在的一些國家少數族群群體面臨特別貧困的現象進行了解析，就化解族群貧困差距提出了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