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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證監會公布近年來“老鼠倉”執法情況。據披露，2014年以來證監會啟動99起“老鼠倉”案件調查，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案件83起，涉案金額達800億元。“老鼠倉”已經成為繼內幕交易后，證監會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比例最高的一類案件。進一步提高“老鼠倉”行為的違法成本，強化資管行業的信托責任感，已經是當務之急。
根據證監會的披露，“老鼠倉”的案發領域從基金行業向保險資管、托管銀行蔓延，個別經營機構“窩案”頻發，信息傳遞型交易逐漸增多，出現從業人員相互交換信息或與利益關系人內外勾結、共謀作案的現象。“不會做‘老鼠倉’，就不是一個稱職的基金經理。”曾被視為中國基金業的潛規則。“老鼠倉”的泛濫，已經成為了中國基金業廣為詬病并為基民所深惡痛絕的現象，它極大地打擊了投資者對中國公募基金行業的整體信任感。隨著“老鼠倉”行為向多個資管領域蔓延，甚至將威脅到整個資管行業生存的基礎。
“老鼠倉”這一毒瘤，為何在中國市場上頻頻發生屢禁不止？業內普遍認為，這一現象同當前的處罰機制有關。早期，監管部門針對“老鼠倉”的行為，往往只對涉案的基金經理個人進行處罰，而且是行政處罰居多。近年來，隨著“老鼠倉”行為的正式“入刑”，涉案人員承擔刑事責任已經較為普遍。從現有法律來看，依據2009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規定，“老鼠倉”面臨的刑事責任主要是“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而對于何謂“情節嚴重”，目前并無相關司法解釋。
從刑事處罰結果來看，近年來針對“老鼠倉”案的刑事判決案例，呈現出重罪輕判多與緩刑多的“兩多”格局。這一個格局，讓“老鼠倉”面臨違法成本較為低廉的問題：參與“老鼠倉”的涉案人員，動輒可以謀得規模高達數億元的違法高額利益，即使被查到，其所面臨的實際刑事處罰也較為“溫情”。與此同時，刑事處罰往往只針對涉案人員個人，相關機構則很少遭到實質性處罰，并沒有讓這些機構有加強內控、防范“老鼠倉”的迫切責任感。
信托責任是資管行業生存的根基，“老鼠倉”所摧毀的，恰恰是投資者對整個資管行業的信任感。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老鼠倉”行為的打擊和防范力度。一方面，在法律層面，需要進一步提升“老鼠倉”行為的違法成本，盡快出臺具體的司法解釋，甚至提升其刑事處罰和經濟處罰的力度，同時也要盡快出臺“老鼠倉”民事賠償訴訟機制，為權益受損的投資者挽回損失。同時也應當敦促相關機構提高責任力度，迫使其進一步強化公司治理和內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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