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正式宣布，將消費稅率從8%調高至10%的時期延后2年半，從明年4月延至2019年10月。安倍還決定尋求額外的5至10萬億日元預算規模，此次既推遲加稅，又增加預算，無疑將對日本政府的財政形成巨大壓力。

　　縱觀“安倍經濟學”施行以來的作用和影響，可以看出，“安倍經濟學”在應對日本經濟短期現實問題的“小考”中取得不錯的成績。但在應對從根本上增強中長期增長力的“大考”當中，成績并不理想，實現中長期持續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并不充分。此次推遲加稅，又增加預算，還是過度依賴貨幣及財政政策，沒有對日本經濟的核心問題即結構性問題進行根本改變。

　　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安倍經濟學”取得了一些效果。據日本內閣官房公布的數字，從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日本實際GDP累計增長1.5%；2013年9月開始，業況判斷指數連續維持正數，2015年3月為7點；至2015年3月末，日經平均指數增長90%；完全失業人數減少50萬人；平均月工資額達到過去15年的最高水平；2014年第四季度實際民間最終消費支出按年率增長2.0%；企業經常收益達到過去最高水平，2014年第四季度為17.6萬億日元；企業倒閉數量在時隔24年后再次下降到年間一萬家以下，2014年為9731家；女性就業增加了94萬人；赴日旅游的外國人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14年為1341萬人。總的來說，這些效果大多是第一支箭（金融政策）和第二支箭（財政政策）產生出提升短期景氣和縮小供需缺口的作用的體現。

　　然而，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即結構性改革從未“射出”。日本經濟長期面臨勞動人口減少、老齡化加速、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保障費用增加、產業空心化、國內需求長期低迷等結構性問題。日本結構性改革之所以未獲進展，主要源于國內阻力。日本民眾對安倍所倡導的結構性改革反應消極、不抱希望，他們認為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將導致更多失業而非增加就業。以安倍經常掛在嘴邊的兩項“亮麗”指標——失業率和薪酬為例，從表面統計看，這兩年日本的失業率有所下降，薪資有所增加。但實際情況卻是，臨時工與合同工在就業人群中的比例不斷上升，薪資漲幅遠低于推動2%通脹目標所需的幅度。日本總務省今年2月一份統計顯示，日本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下降到30年前的水平，企業則大大放緩了作為慣例的提薪幅度。企業自顧不暇，居民消費乏力。

　　安倍經濟學進一步膨脹了政府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稅政策，都是在改變經濟體系中的貨幣數量，改變財富在社會中的分配，并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也是安倍經濟學的軟肋所在。沒有經濟的實質性增長，債務就難有持續性，政府要么增稅減支，要么增發貨幣，無論哪種方式都是財富的轉移與再分配。貨幣和財政政策歸根到底只是“爭取時間”的政策，無法長期持續。事實上，日本央行大量購買的日本國債已呈現出利率大幅下降（價格上升）的泡沫跡象。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實行了負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間正在縮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總債務與GDP之比達到249％，處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幅超過居第二位的希臘的177％。日本政府防止債務進一步積累已迫在眉睫。日本不應一味依賴在短期上加快開動經濟發動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應消除金融和農業等各個部門仍存在的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以提高持續下降的潛在經濟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