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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占領現實

不過，徹底逃離當下也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我們會與現實脫節。通過這些真人秀節目、24小時新聞播報、緊跟時事的節目以及所謂的網絡信息超載，人們幾乎無法獲得真正值得信賴的信息，或加以有效利用。房地產價格到底會上漲還是下降？阿富汗戰爭到底誰是贏家？墨西哥人是不是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于回答者的角度，因為昔日新聞業的專業報道已淪落為專業評論，讓人們感覺客觀事實已不復存在。日復一日地沉浸在這種媒介的扭曲場中，越來越少的美國人認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或物種進化論。1985~2005年，對進化論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的比例從7%增至21%，對全球變暖這一說法表示質疑的比例也從1997年的31%增至2010年的48%。宗教節目以所謂新聞報道的形態出現，有線臺節目中有關電子郵件丑聞的辯論，都逐漸影響著人們的觀點。但回到真實世界看看，含水層還在不斷減少，常用抗生素也因細菌快速變異而失效。互動媒體讓人們置身于對相對論的迷茫之中，一切都只關乎個人觀點。你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我也可以有我的觀點。這也算是一種民主。事到如今，就連公共關系大師理查德·愛德曼也承認：“在這個媒體技術爆炸的時代，真相根本不存在，只有你為自己創造的真相。” 
　　互聯網歡迎所有人加入對話。《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或許也可以成為《赫芬頓郵報》的專欄，還可以成為一篇個人博客或一條推特信息。每個人的觀點看起來都和其他人的觀點同等重要，這樣一來，人們會誤以為自己某些無知的觀點與特定領域的專家觀點同樣權威。（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讀者正對這句話中的“專家”一詞嗤之以鼻，仿佛是我掉進了某種陷阱，將精英階層的判斷看得比普羅大眾但更可靠、更不容易被收買的直覺還重要。）總有大學生問我，既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樂意免費寫博客，為什么人們還需要花錢購買職業新聞人的報道呢？答案之一就是，政府和企業仍不惜投入上百萬美元舉辦宣傳活動。總需要有一些專業人士能全職為我們評估這些信息，通過其專業技能弄清楚事實真相。
　　年輕人并不是唯一對職業新聞報道持懷疑態度的群體。美國蓋洛普咨詢公司2010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人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的信賴度低于25%，這又是一個歷史最低紀錄。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結果也表明，隨著互聯網用戶規模的直線上升，人們對傳統新聞媒體的信任度卻急劇下降，42%的美國人認為新聞機構損害了民主，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調查結果高出一倍，而當時互聯網還沒有快速擴張。
　　2006年，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在獲頒一個人道主義獎項時說：“我們為互聯網推動平等主義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對未編輯故事的分散介入。在這種媒介環境中，知識分子失去了制造焦點的能量。”不可否認，這種平民新聞報道的興起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傳統媒體因資金欠缺或毅力不足而無法報道的信息。有關卡特里娜颶風破壞情況的最早報道都是來自一些博客寫手和業余攝像師。不過，這些報道也夸大了死亡人數，還四散傳播有關在超級圓頂體育場發生強奸和暴力事件的消息，隨后都被證實是謠言。由于外國新聞媒體報道受限或被禁，“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戰爭的相關畫面和報道幾乎完全由業余記者完成。然而，在為推翻一個有著嚴格審查制度的政權而進行流血起義期間展開新聞采集的確情況比較特殊，很難以此來評判業余記者是否具備闡明事實和解讀政策的能力。
　　總而言之，這種權威主義正受到沖擊，再加上大眾能夠利用博客技術和看起來很專業的網頁模板給我們帶來一種錯覺，仿佛我們也有能力就任何話題展開調查，并寫出專業水平的新聞報道。事實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在評論其他博客寫手所寫的專欄而已，而他們也只是在評論其他人而已。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博客，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的作品都和別人的作品一樣舉足輕重。《網民的狂歡》一書的作者安德魯·基恩曾直言不諱地批評這種潮流：“根據皮尤研究中心互聯網和美國人生活項目2006年6月的一份民調結果，美國1 200萬博主中有34％認為他們博客上的‘作品’是某種形式的新聞報道。這相當于增加了數百萬沒接受過專業培訓、沒有報酬甚至不知名的‘記者’，1996~2006年增長了1 000倍，他們在數字世界中瘋狂地傳播自己的信息（或者錯誤信息）。”另外一些聲音則顯得十分樂觀，比如紐約城市大學新聞系教授和BuzzFeed（一家美國新聞聚合網站）的博主杰夫·賈維斯就辯稱，這個市場因搜索結果和推薦引擎而發展壯大，最終會讓那些更優質的新聞報道脫穎而出。然而，我們這些媒體的消費者已經失去辨別事實真相、民意和謠言的能力，因此市場機制在起作用之前恐怕還要經歷一段艱難時期。
　　我們對政治向來難以抑制的反感和對自身直覺全新的信賴感交織在一起，驅使我們努力將事態掌握在自己手里，無論新聞報道還是其他事物。在這樣一個政治化的世界里，意識形態目標已被恐懼和憤怒取代，也無怪乎在“當下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第一個真正的政治運動居然是茶黨運動。這是“創傷后壓力癥候群”（PTSD）式的政治，激發這一現象的正是得克薩斯州眾議員羅恩·保羅支持的自由意志主義。這一運動得名于1773年波士頓茶黨事件，當時美國的殖民地開拓者們為了抗議稅賦加重，將英國茶葉倒進海灣。今天的茶黨運動也傳承了其同名運動的反專制主義動因，并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政府的不信任。或許今天的茶黨運動源于反對加稅的運動，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也逐漸顯露出其他更鮮明的特征：對一致意見不屑一顧，繼續無視可能有違其過于簡單化目標的事實。
　　包括米歇爾·巴克曼在內的茶黨運動的成員，要么是誤解，要么是有意曲解了“債務天花板”的本意—授權額外支出（客觀上是支付已有開銷）。在他們看來，要想解決似乎沒完沒了的債務危機，那就讓政府關門。醫療保障體系太復雜了？那就把它結束了。（當然，針對老年人和殘障群體的聯邦醫療保險項目不在此列。）俄羅斯人是壞人，阿拉伯世界太可怕了，墨西哥人搶了我們的工作，而氣候變化就是一樁騙局。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馬克·里拉曾說，被放大的自信和對精英階層的恐懼交織在一起，這非常危險。在他看來，茶黨運動的成員“具有兩種典型的美國特征，而且在近幾十年日趨顯著：一方面是對機構的嚴重不信任，另一方面是令人吃驚又毫無根據的自信。他們對公共生活持有世界末日般的悲觀主義，但看待自己的能力時又自負地持有孩子般的樂觀主義。”
　　如果茶黨受到批評，理由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太保守、太右派或太自由主義，只有可能是太不成熟、太敏感、太沒耐心等待一個最終答案。敘事結構原本是用來組織這個現實世界的，而且似乎可以導致直接民主，其崩塌給了茶黨運動成員以重創，他們試圖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老大難”問題，至少這樣能刺激其感官，似乎痛苦的末日也比麻木的現在要好得多。
　　相對理智的保守派以及共和黨陣營的中堅力量對茶黨運動成員似乎比對民主黨人還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明白，這種對結果條件反射式的追逐破壞了代表制民主的根基和合法性。正如前總統喬治·布什講稿捉刀人戴維·弗魯姆曾經慨嘆的那樣：
　　一項從來不把政府治理當回事的政治運動已經被一連串政壇企業家利用了，這些人對政府治理毫無興趣，卻熱衷于推銷。和電視觀眾收看《美國偶像》時嘲笑那些笨手笨腳或動作不協調的海選表演一樣，這些茶黨斗士們每次暴露出自己對公共事務多么無知，就會帶來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娛樂性。凱恩在利比亞問題上露怯、佩里在能源問題上的無知不僅暴露其差勁的領導能力，更意味著其追隨者的危機。茶黨對政府治理既不了解也不關心，也絕不會具備這種能力。
　　代表制民主很難在這樣一個通過數字化聯結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正當性，派某個人連坐三天馬車趕到首都如今不再算得上代表性。共和黨陣營帶著嘲諷擁抱了茶黨，以為這就是解決問題的途徑，結果現在只能面對整個黨派由內而外腐蝕的困境。與此同時，CNN似乎也明白24小時滾動新聞報道對刺激這種現象產生的作用，于是和茶黨一起安排總統候選人開展電視辯論。比起破壞政府治理，茶黨似乎更想達成的目標是把自己的成員通過選舉安插到政府里去。
　　茶黨運動似乎缺乏耐心，總是迫不及待地做出判斷，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是另一種有的是耐心對“當下的沖擊”進行深思熟慮的運動。兩者對政治敘事崩塌的反應截然不同：茶黨運動渴求得到一個終極答案，占領華爾街運動卻試圖保持一種不確定性。
　　受到社交媒體影響下的“阿拉伯之春”的啟發，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了，其最初只是為期一天的抗議活動，呼吁大家關注這個由銀行控制、受債務驅動的經濟所固有的不公平現象。然而，它最終轉變為某種永久性革命，致力于創造政治和經濟活動的新模型。茶黨運動的參與者想要清除這個沒有明確故事的世界所帶來的混沌感與困惑。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把自己嵌入這個世界，目的是激發新形式。這可不是一件省心的事情。茶黨的高調候選人及其刻薄的論調，與有線電視網那種快速剪輯、辯論至上的節目風格堪稱絕配，這是占領華爾街運動難以企及的。盡管都是對敘事結構崩塌做出的反應，茶黨運動直接屈服于甚至擁抱一種危機心態，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則試圖超越。
　　這至少也是一個原因，可以解釋主流電視新聞報道為何打定主意將占領華爾街運動描繪成一群不知感恩、好吃懶做的怪人喋喋不休的胡言亂語。電視記者們似乎是想為即將過時的簡短新聞風格辯護，于是將占領華爾街運動無法在10秒之內明確表達其訴求描述為他們根本沒有明確訴求。在一段以“當真嗎？”為標題的新聞短片中，CNN經濟新聞主播埃琳·伯內特對祖科蒂公園正在發生的一切充滿譏諷：“他們到底在抗議什么？似乎沒人知道。”就像《今夜秀》主持人杰伊·雷諾在商場里隨機向逛商場的顧客提出有關美國歷史的小問題一樣，伯內特的主要目標也是想證明這些抗議者們根本不知道美國政府已為銀行救助計劃買單。當福克斯新聞臺記者在采訪一名占領華爾街運動成員時，對方拒絕回答自己希望這場抗議活動何時結束。這讓記者狼狽不堪，但這一場景似乎也在意料之中。這位抗議者似乎嘗試超越標準的政治敘事模式，轉而回答說：“我壓根兒就不希望它結束。”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其經濟訴求是否有現實基礎，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確是后敘事時代的第一個政治運動。與民權運動、工會游行甚至奧巴馬競選活動都不同，它并不聽命于某位有魅力的領袖，也不會用車尾貼來表達自我，甚至不知道具體會在什么時刻結束。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們欠缺具體的目標，這讓他們很難保持關注度和凝聚力。這一運動囊括的一系列抱怨、要求和目標實在太過寬泛：環境惡化、勞工標準、住房政策、政府腐敗、世界銀行貸款政策、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的財富差距等。不過，這些問題也有關聯性：不同人受到同一體系不同方面的影響，而他們都認為自己經歷的是同一核心問題的不同表現。但對記者或政客而言，想要裝作對這場運動的訴求毫不知情未免太虛偽，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當下的沖擊”。讓銀行業的捍衛者和傳統民主黨人感到郁悶的是，這場運動拒絕按照傳統的方式列出自己的條件和目標。
　　其原因在于，與把某位候選人選上臺就宣告結束的政治運動不同（比如年輕人幫助奧巴馬競選成功后卻逐漸感到幻滅），這場運動不具備傳統的敘事脈絡。它不是要贏得一場爭論，然后回家。在這樣一種分散式網絡化的時代，比起結果，它更關注可持續性；比起單一議題，它更凸顯包容性；比起贏得勝利，它更關注在摸索中達成共識的過程；比起一本有頭有尾的書，它更像是無窮無盡的互聯網。
　　占領華爾街運動不是一場贏了也就結束了的運動，它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產生很多問題的同時也在尋找答案。他們在世界各地搭建的帳篷更像是陳列品、集會、新理念的基本版測試或舊理念的復興。與確定敵手、為既定目標而斗爭的傳統抗議不同的是，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自己坐在那里與自己交流，就自己的價值展開辯論，認識到自己內部的不一致，然后就這樣一直延續下去，仿佛這就是一種新常態。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惱怒。
　　舉例來說，占領華爾街運動這種聯合國大會式的方法，其小組討論和達成共識的方式高度靈活，是從古希臘借鑒來的。和議會制度側重爭論、分歧和決策不同，聯合國大會制度任由不同理念和反對聲音出現，確保它們都被聽到，并從中凝聚共識。整個過程都通過簡單的舉手投票來完成。問題按照順序排列，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聲。就算投票已結束，例外情況和反對意見也會被編入修正案。
　　一方面，這個過程看起來儼然凝聚共識模式的一次飛躍。它無須那些產生政策訴求和選擇立場的預設敘事，而是為了贏得共識而避免爭個你死我活（或者說是啟蒙運動的先哲們所稱的辯證法）。這是對二選一、贏家通吃的政治體系的公然抗拒，這種體系至少從18世紀法國國民議會起就成為政治話語。不過，這個過程緩慢得令人頭痛，似乎沒完沒了，能從如何解決邦戈鼓的噪音扯到如何應對學生債務。這特別適合那些一天到晚坐在公園里什么也不干的人，但對另外那些想要得到答案的人來說實在是痛苦。按照這種方式，“當下”被拉成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氛圍和方式比起政治運動來，更像是一種大學生活，猶如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空間都主要由針對自己關心的問題舉行的座談會組成。年輕人向彼此傳授經驗，或者邀請嘉賓來做講座，話題包括經濟如何運轉、投行如何與商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脫節、如何應對大量止贖案例、統一有息貨幣的歷史，乃至非暴力反抗的最佳實踐方式。
　　這種方式顯得十分笨拙，其結果也難以預料，但奇特的是它正好符合后敘事時代的價值觀。占領華爾街運動倡導的是，要替換掉金融競爭的封閉式零和游戲規則，代之以大量可持續的、開放式的互助游戲規則。從傳統政治敘事角度來看，這聽起來很像共產主義理念，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認為，這是社會網絡點對點交流的實現。這不是以產生贏家為目標的游戲，而更像是那種大型多人在線游戲，其成功取決于吸引到更多玩家，使游戲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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