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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罰金抑或費用

罰金與費用之間的差異何在？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罰金所表達的是道德上的責難，而費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斷的價格。當我們對亂丟廢物的人科以罰金的時候，我們是說：亂丟廢物是錯誤的。把啤酒罐隨手丟進大峽谷（Grand Canyon），不僅要科以清理費用，而且也反映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不予鼓勵的一種惡劣態度。假設這種行為的罰金是100美元，而且一個富有的徒步旅行者認為，為了不用拿著空罐子出公園這一便利，花這么多錢是值得的。他把罰金看作一種費用，因而把啤酒罐隨意丟進大峽谷。盡管他付了罰款，但是我們仍然會認為他做錯了事。由于他把大峽谷看成是一個昂貴的垃圾丟棄站，所以他的這種觀點表明，他沒有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理解它。
　　或者，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專門留給殘疾人使用的停車位的問題。假設一個忙著要去簽約的健康人想在其建筑工地附近的地方停車。為了把車停在專門留給殘疾人的地方這一便利，他愿意支付一筆頗為高額的罰款，因為他把這筆罰金視作做生意的一種成本。盡管他付了罰款，難道我們就會認為他的這種做法沒有錯嗎？他對待罰金的態度，就好像它是一筆昂貴的停車費用。但是，這里丟失了其間的道德意義。由于他把罰金看成是一筆費用，所以他既沒有尊重殘疾人的需求，也沒有尊重社會通過留出停車空位而方便殘疾人的欲求。
　　21.7萬美元的超速罰單
　　當人們把罰金視作一種費用的時候，他們就是在鄙視罰金所表達的那些規范。社會對此常常都會予以回擊。一些富裕的駕駛者把超速罰單看作他們為了隨意飆車而支付的費用。在芬蘭，法律明確規定罰款金額以肇事者的收入為基礎，并以此反對上述那種思維方式（和駕駛方式）。2003年，尤西·薩洛諾亞（Jussi Salonoja），一位27歲的香腸業繼承人，因為在限速每小時40公里的路段上以每小時80公里的速度行駛而被罰款17萬歐元（當時約合21.7萬美元）。薩洛諾亞是芬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年收入高達700萬歐元。此前，最昂貴的超速罰單紀錄是由諾基亞移動公司的一位主管安西·萬約基（Anssi Vanjoki）創下的。2002年，他因駕駛哈雷戴維森摩托車在赫爾辛基超速行駛而被罰款11.6萬歐元。當萬約基事后證明其收入因諾基亞公司利潤縮水而被減少之后，法官才降低了罰款數額。
　　芬蘭人的這張超速罰單之所以是罰金而不是費用，不只是因為它們根據收入進行浮動這個事實，而是因為隱含在其背后的道德譴責，亦即違反限速規定是錯誤的這樣一個判斷。累進所得稅也根據收入浮動，但它們卻不是罰金；它們的目的在于提高國家稅收，而不是一種通過懲罰來創收的活動。芬蘭所開出的這張21.7萬美元的超速罰單表明，社會不僅希望違法者能夠支付危險行為的成本，而且也希望懲罰與罪責相符合——以及與違法者的銀行存款余額相符合。
　　盡管一些有錢的超速駕駛者對待限速問題態度傲慢，但是罰金與費用之間的差異卻是無法輕易消除的。在大多數情形下，被叫停在路邊并被開具超速罰單仍帶有一種恥辱的味道。沒有人會認為警察只是在收取道路費，或是在給超速者開具一張可方便他快速往返的賬單。近來，我偶然看到了一則怪誕的建議，它通過表明超速費用（而不是罰金）究竟意味著什么而闡明了這個問題。
　　尤金·“吉諾”·迪斯莫內（Eugene “Gino” Disimone）是一名競選內華達州州長的獨立候選人。他在2010年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增加州預算的方案：允許人們在支付25美元（每天）后超速行駛，并在內華達州指定的路段以每小時90英里的速度行駛。如果你想不定時地選擇提速駕駛，那么你可以買一個應答器，并在你需要開得快些的時候用手機撥打你的賬號。只要從你的信用卡中扣除了25美元，那么你就可以在未來的24小時內自由地快速行駛，而不會被警察攔下停在路邊。如果一個警察用測速雷達槍發現了你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駛，那么你的應答器就會發出信號，表明你是一位付費的消費者，因而也就不會被開具任何罰單。迪斯莫內估計，他的這個建議可以在不提高稅收的情形下每年至少為該州增加13億美元的財政收入。盡管這對于該州的預算來說是一筆非常誘人的意外之財，但是內華達州高速公路巡警卻說，這項計劃會危害公共安全，而且該候選人在競選中也肯定會落選。
　　地鐵逃票和錄像帶租金
　　在實踐中，罰金和費用之間的區別有可能是不確定的，甚至是有爭議的。讓我們考慮一下這種情況：如果你在乘坐巴黎地鐵的時候沒有購買2美元的車票，那么你就會被罰款60美元。這項罰款乃是對那種用逃票的方式欺騙地鐵系統的做法的一種懲罰。然而，一群專門逃票的人最近想出了一種把罰金轉變為費用的聰明方法，不過這也是一種很平常的方法。他們成立了一個保險基金，如果他們當中有人被抓到，該基金就會為他支付罰款。每個成員每月給該項基金（逃票者互濟會）繳納大約8.5美元的費用，而這筆錢遠比購買一張合法的月票所需花費的74美元要便宜得多。 
　　這個互濟會的成員說，他們的動機不是金錢，而是對免費開放公共交通的一種意識形態承諾。這個群體的一位領導者告訴《洛杉磯時報》說：“這是一種集體抵抗的方式。在法國，有些事情（上學和健康）應當是免費的。那么為什么公共交通不免費呢？”盡管逃票的人不會很多，但是他們的全新計劃卻把對欺騙科處的罰金變成了一種月度保險費，一種他們為了抵抗交通收費系統而愿意支付的價格。
　　為了確定是罰金合適還是費用合適，我們就必須弄清楚相關社會制度的目的以及應當調整它的那些規范。答案會因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們討論的是晚到托兒所接孩子以及巴黎地鐵逃票的問題，還是逾期把DVD還給當地音響商店的問題。
　　在音響商店初創的歲月，它們把因遲還錄像帶而交付的費用看作是罰金。如果我遲還了錄像帶，營業員就會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態度。好像我遲還3天電影錄像帶，就是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似的。我認為這種態度有點錯位。一個商業性音響商店畢竟不是公共圖書館。對于那些沒有按時歸還圖書的人，公共圖書館所科處的不是費用，而是罰金。這是因為公共圖書館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個共同體中組織人們免費分享書籍。所以，當我悄悄地把已過借閱期的書還給圖書館的時候，理應感到內疚。
　　但音響商店做的是生意，其目的就是通過出租錄像帶賺錢。所以，如果我沒有按時歸還電影錄像帶并付費多借了幾天，那么我應當被看成是一個較好的消費者，而不是一個較差的消費者。或者，我理應這么想。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方面的規范也發生了變化。現在，音響商店似乎已不再把逾期不還而繳納的錢看成是一種罰金，而是看成一種費用。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在通常情況下，道德要求會更高些。讓我們來看看人們就罰金和費用之間偶爾出現的模糊界限展開的爭論：在中國，因違反政府獨生子女政策而被科處的罰款，在富裕的人眼中越來越被看作是生育第二個孩子所要支付的一筆費用。這項為了減緩中國人口增長速度而在30多年前就已經實施的政策，使得城市中的大多數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孩子。（如果農村家庭第一胎生育的是女孩，則被允許生第二胎。）罰款金額因地而異，但在大城市中，罰金已高達20萬元人民幣（約合3.1萬美元）；這對于工薪階層來講是一筆很大的數額，但對于富裕的企業家、體育明星和社會名流來講則是微不足道的。來自中國新聞媒體的一則報道指出，廣州的一位孕婦和她的丈夫“趾高氣揚地”步入當地的計劃生育辦公室，把一沓錢扔在桌子上說：“這是20萬。我們要照顧我們還未出生的孩子，請不要再來打擾我們。”
　　計劃生育官員試圖通過以下做法來重申此項舉措的懲罰性質：增加富裕超生者的罰金，公開譴責違反獨生子女政策的社會名流并禁止他們上電視，以及不讓超生的企業老總得到政府的合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翟振武解釋說：“對于富人來講，罰金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必須在真正可以打疼他們的地方——如名譽、聲望和社會地位等方面——更重地打擊他們。”
　　政府當局把罰金看成一種刑罰，并希望它還能產生一種恥辱感。它們不想把它變成一種費用。這主要不是因為它們擔心富裕的家庭會生育太多的孩子。富裕超生者的數量相對來講是很小的。問題的關鍵乃是構成獨生子女政策之基礎的規范。如果這里的罰金只是一種費用的話，那么國家就會陷于一種尷尬的交易之中，因為它在向那些有能力和有意愿支付超生費用的人出售超生權。
　　可交易的生育許可證
　　讓人感到特別奇怪的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呼吁采用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控制人口的方法，而這種方法與中國官員竭力避免的那種以費用為基礎的計劃生育體系極其相似。這些經濟學家敦促那些需要限制人口數量的國家發放可交易的生育許可證。1964年，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就提出了一個可交易的生育準許體系，作為處理人口過剩問題的一種方式。每個婦女都可以得到一張授權她們生育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這取決于政策的規定）的準生證。她可以自由地使用這種準生證或根據現行價格把它賣掉。博爾丁設想了這樣一種市場，其間，那些渴望擁有孩子的人可以從（他以一種粗魯的方式所說的）“窮人、修女、未婚婦女等諸如此類的人”那里購買準生證。
　　這項計劃要比固定配額體系（如獨生子女政策）少一些強制性。同時，它在經濟上也更有效，因為它會把物品（在這個情形中就是指孩子）分配給最愿意為它們支付金錢的消費者。近來，兩位比利時經濟學家又重申了博爾丁的建議。他們指出，由于富人有可能會愿意從窮人那里購買生育許可證，所以這個計劃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那就是通過給窮人增加一個新的收入來源來減少不平等現象。
　　一些人反對對生育作任何限制，而另一些人則認為，為了避免人口過剩，對生育權進行限制是合法的。讓我們暫時撇開有關原則的爭論，而設想存在這樣一個社會，它決定實施強制性的人口控制計劃。這樣，你就可以知道下述兩項政策中哪項政策會較少招致人們的反對：是（1）一個固定配額的體系，它限制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孩子，并對超生者科處罰款；還是（2）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它給每對夫妻發放一張可交易的、授權持有者可生育一個孩子的準生證？
　　從經濟邏輯的角度來看，上述第二項政策顯然更為可取。如果讓人們在使用準生證抑或出售準生證的問題上擁有選擇的自由，那可以使相關的人都獲益，而同時也不會使任何人受損。那些買賣準生證的人（通過相互獲益的交易）獲得了好處，而那些沒有進入這個市場的人的境況也并不會比他們如果處在固定配額體系下的境況更糟，因為他們仍可以生育一個孩子。
　　然而，就人們可以買賣生育權的那種體系而言，存在著某種讓人感到擔憂的方面。部分擔憂是：在不平等的條件下，這樣一種體系是不公平的。我們不愿意把孩子當成一種只有富人負擔得起、窮人卻負擔不起的奢侈品。如果生育孩子是人類繁盛的一個核心要素的話，那么把生育孩子的條件限定在支付能力的基礎之上就是不公平的。
　　除了上述基于公平這個理由的反對意見以外，另一種反對意見還認為它是一種賄賂。這種市場交易的核心要素乃是一種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活動：希望多要一個孩子的父母肯定會引誘或誘使其他有可能成為父母的人出售他們的生育權。從道德上講，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購買一對夫妻生下來的唯一一個孩子沒有什么兩樣。
　　經濟學家們有可能論辯說，孩子市場或生育權市場擁有一種有效的德性：它把孩子分配給了那些最珍視他們的人，而衡量標準便是支付能力。但是，交易生育權的做法促使人們用一種商業態度去對待孩子，而這種態度則會腐蝕父母的品格。處于父母之愛這一規范之核心地位的乃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人的孩子是不可轉讓的，把他們拿來買賣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從另一對可能成為父母的人那里購買一個孩子或購買生育一個孩子的權利，就是在腐蝕父母品格本身。如果你通過賄賂其他夫妻不要孩子而自己生育了孩子，那么愛你的孩子這種經驗難道就沒有被敗壞嗎？你是否有可能至少在誘惑下向你的孩子隱瞞這個事實？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就有理由得出結論：不論生育許可證市場有多少好處，它都會以固定配額體系不會采用的方式腐蝕父母的品格，盡管固定配額體系也非常令人討厭。
　　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
　　罰金與費用之間的差異，也與有關如何減少溫室氣體和碳排放的爭論相關。政府應當給排放設定一個限度并對那些超標排放的公司科以罰金？還是應當提供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第二種方案的意思大致是說，與丟棄廢品不同，排放乃是做生意所要花費的一種成本。但這是否正確呢？或者說，向空氣中排放過量廢氣的那些公司是否應當受到某種道德上的譴責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僅需要計算成本和收益，而且還必須決定我們想提倡的究竟是哪種對待環境的態度。
　　在1997年舉行的京都會議（Kyoto conference）上，美國堅持認為，任何一種強制性的全球排放標準都必須包括一個交易方案，允許各個國家買賣排放權。所以，比如，在《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框架下，美國可以通過要么減少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要么支付費用讓其他地方減少排放來履行它的義務。它可以支付費用來重新修復亞馬孫雨林或使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一個老舊的煤炭工廠現代化，而不用向國內那些狂吸新鮮空氣的悍馬車征稅。
　　當時，我為《紐約時報》撰寫特稿的時候就反對這項交易方案。我擔心，允許國家購買排放權就好像允許人們付費亂丟垃圾一樣。我們應當竭力強化而不是弱化破壞環境所應背負的道德恥辱。與此同時，我還擔心，如果富裕的國家可以通過花錢來免除他們所負擔的減少他們自己國家排放量的義務，那么我們就會侵蝕我們未來在環境問題上展開全球合作所必需的那種共同犧牲的意識。
　　針對我的文章，《紐約時報》收到了潮水般的嚴苛批評信件或挑剔信件——大多數來自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還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他們認為，我沒有理解市場的德性、交易的有效性或經濟合理性的基本原理。在這些潮水般的批評中，我從我原來就讀的學院的一位經濟學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表示同情的電郵。他寫道，他理解我努力闡述的要點。但他也請我幫個小忙，即是否可以不公開曾經教過我經濟學的那個人的身份？
　　自此以后，我在一定程度上對我有關買賣排放權的觀點進行了重新思考——盡管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所提出的那些教條式理由。與把垃圾從車窗扔到高速公路上不同，排放二氧化碳本身沒有什么可予以反駁的。我們所有的人每次呼吸的時候都在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本身并沒有什么錯。人們所要反對的是過量排放，亦即一種浪費能源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生活方式以及支撐此種生活方式的態度，乃是我們應當不予鼓勵甚至應當予以蔑視的。
　　減少排放的一種方式便是政府管制：要求汽車制造商達到更高的排放標準；禁止化工廠和造紙廠把含有毒素的水排進河道；要求工廠在他們的煙囪上安裝過濾器。如果這些公司沒有遵守這些標準，就對它們科以罰款。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第一代環境法實施期間就是這么做的。這些以罰款為后盾的管制措施，是一種要求公司為它們的排放行為付錢的方式。這些管制措施也帶有道德含義：“我們應當為自己把污水排進小溪和河道而感到羞愧，也應當為自己排放廢氣從而污染空氣而感到羞愧。這不僅有害我們的健康，而且我們也絕不能這樣對待地球。”
　　一些人反對上述管制措施，因為他們不喜歡任何一種讓各個行業承擔更高成本的做法。但是，另一些對環境保護持同情態度的人卻在尋求一些更有效的達到其目的的方式。隨著市場聲譽在20世紀80年代的不斷提升，隨著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一些環保倡導者也開始贊同某些基于市場的拯救地球的方式。他們指出，不要給每個工廠都強行設定排放標準；相反，我們只要給排放設定一個價格，而其他的事情就留給市場去解決。
　　給排放定價的最簡單方式就是向它征稅。向排放征稅可以被視作一種費用而不是一種罰款；但是如果征稅足夠重的話，那么它就可以使排放者為它們造成的損害付出金錢的代價。正是基于這個理由，要落實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是很難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們采納了一種更加親市場的解決排放方案——排放交易。
　　1990年，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把一項旨在減少酸雨（它是由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的）的計劃簽署成了法令。這項法令沒有給每個電廠設定固定的排放限額，而是給每個公共電力公司發放一張排放一定廢氣的許可證，然后允許這些公司彼此之間買賣這些許可證。因此，一家電力公司要么減少它自己的排放量，要么從某家其他成功減少排放量的電力公司那里購買額外的排污許可證。
　　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因而這一交易方案被廣泛認為是成功的。后來，也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全球變暖問題。有關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為各個國家提供了這樣一個選擇：它們要么減少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要么付錢給其他國家讓它們減少排放。實施此項方案的理由乃是它減少了遵守條款的成本。如果替換印度農村使用的煤油燈要比減少美國的碳排放便宜，那么為什么不讓美國出錢來換掉那些煤油燈呢？
　　盡管有這樣的誘惑，但美國還是沒有加入《京都協議》，而此舉使得隨后的全球氣候談判擱淺。不過，我的興趣與其說是協議本身，不如說是它們是如何表明全球排放權市場的道德成本的。
　　就一些人所建議的生育許可證市場而言，其道德問題在于該體系促使一些夫妻賄賂其他人以使他們放棄生育孩子的機會。這個體系經由鼓勵父母把孩子視作可轉讓的、可買賣的商品而侵蝕了父母之愛的規范。全球排放許可證市場中的道德問題則與上述道德問題不同。在這里，問題不在于賄賂，而在于它把義務外包給了其他國家。這個問題在全球背景下要比在國內情勢中更為尖銳。
　　就全球合作而言，允許富裕的國家通過從其他國家那里購買排放權（或資助那些能夠使其他國家減少排放的項目）而使它們在能源使用方面不做實質性減排的做法，確實侵損了下面兩項規范：它不僅對自然確立了一種工具性態度，而且還破壞了那種對于創建一種全球環境倫理來講所必要的共同犧牲精神。如果富裕的國家可以通過花錢來免除它們所負擔的減少自己碳排放的義務，那么這就與上文所述的大峽谷徒步旅行者的例子有些相像。只是現在，富有的徒步旅行者可以在扔啤酒罐以后不用接受罰款的懲罰，只要他雇人去清理喜馬拉雅山脈中的垃圾即可。
　　的確，這兩個例子并不完全相同。隨意丟棄垃圾要比溫室氣體排放具有更少的替代性。丟棄在大峽谷的啤酒罐并不能用遠在離大峽谷半個地球之遠的一塊原始土地來補償。與之不同的是，全球變暖乃是一種累積性的危害。就整個天空而言，地球上哪些地方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哪些地方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實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但在道德和政治上講，這卻事關重大。讓富裕的國家通過花錢而使其不必改變它們浪費資源的習慣，會強化一種錯誤的態度——即認為自然是那些能夠負擔費用的國家可隨意傾倒垃圾的地方。經濟學家常常假設，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就是一個設計一種正確的激勵結構并讓各個國家簽字同意它的問題。但是這種假設卻忽略了一個關鍵的要點：規范問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采取全球行動，要求我們找到一種建構某種新環境倫理（即一整套新的對待我們所共享的自然世界的態度）的方法。一個全球的排放權市場，無論其有多高效，都會使我們更難培養起一種負責任的環境倫理所要求的節制和共同犧牲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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