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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貴族的算盤

咄咄逼人的金磚四國的富豪們，就如同一伙從鄉村里出來的暴發戶，隨著自己口袋里的錢包越來越鼓，就開始在城里耀武揚威了，開悍馬、戴勞力士、提LV，更有甚者，可能橫刀奪去歐美貴族喜歡的性感美女，一起生活在歐美貴族的別墅里。
　　面對此情此景，歐美貴族們的失落感、嫉妒心和反抗的欲望必定會油然而生。他們博覽群書，充滿智慧，正積累能量，等待時機，而后一舉反攻。
　　歐美貴族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長久屹立不倒的貴族，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和力量。面對暴發戶這種咄咄逼人的挑戰，他們有著充分的應對經驗。這一特點更多地體現在美國貴族們的身上，50年來他們所向披靡，碩果累累。
　　對氣候變化興趣不大的美國總統里根和老布什，在他們任期內完成了一件讓美國人充滿自豪的事情。那就是讓蘇聯這個靠高度集中的命令型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強有力的國家控制的暴發戶栽了一個跟頭。蘇聯解體以后，世界重新回歸到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的單極世界時代，全世界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中國也借勢韜光養晦，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最終取得了不菲的成績。
　　在里根、老布什執政時期，美國還成功教訓了另一個暴發戶，那就是日本。“二戰”后處于一片廢墟上的日本，由于在軍事上有美國保護，一門心思發展經濟，通過幾十年的積累，到198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達到10279億美元，接近1980年美國27956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一半，一躍成為了世界經濟排行榜的第二名。對美國汽車業來說，20世紀80年代只能用殘酷兩字來形容。汽車戰中，在以豐田公司為首的日本四大汽車制造公司潮水般的猛烈攻擊下，美國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節節敗退，顏面盡失。
　　不僅是美國汽車業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眾多的美國品牌、著名的寫字樓也被日本購買。以轟動一時的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收購洛克菲勒中心的14棟辦公大樓為例。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花13.73億美元的高價收購洛克菲勒中心的14棟辦公大樓，按當時1美元兌160日元的匯率計算，三菱土地公司的投資額為2188億日元，成為擁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權的控股股東。現在的金磚四國比起那時的日本，可謂“小巫見大巫”。
　　財大氣粗的日本，慢慢地就對美國缺乏了尊重。1989年1月，石原慎太郎和日本著名企業家、索尼公司社長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日本可以說“不”》。該書認為：隨著日美經濟的大逆轉，日本與美國的關系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日本應該從依從轉為抗衡。日本不應再對美國唯唯諾諾，應在必要時坦率直言，與美國抗爭。石原慎太郎明確提出，日本已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完全可以和美國、蘇聯抗衡。
　　面對日本這個暴發戶咄咄逼人的挑戰，美國開始出手了。這次美國出手選擇的工具是匯率。
　　1985年，由于日美貿易順差過大，美國及其他七國集團成員逼迫日本簽署了著名的《廣場協議》，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不僅僅是升值，而且是加速升值！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從協議前的1美元兌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時的1美元兌160日元，到了1988年，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達到1美元兌120日元，正好比《廣場協議》之前的匯率上升了一倍。
　　日元升值的浪潮并沒有就此結束，美國人還沒有就此滿足。從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當時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貝茨明確表示，為了糾正日美貿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當時的日元匯率大致在1美元兌120日元左右，所以，在美國政府的目標誘導下，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兌100日元。此后，由于克林頓政府對以汽車摩擦為核心的日美經濟關系采取了比較嚴厲的態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匯率急劇上升至1美元兌79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日元升值給日本帶來了嚴重后果。日本人買下的洛克菲勒中心重新又回到了美國人手中，美國通用汽車在這個廣場的一賣一買中凈賺4億美元！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后，隨著美元的大幅貶值和日元的急劇升值，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出現大幅貶值。日資在大規模虧本之后艱難度日，直至退出美國。從1995年開始，日本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逐漸拉開了距離，而且差距越拉越大！這場由日元升值引發的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讓日本失去了20年的發展機遇。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從那次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
　　從此，日本再沒有資格和實力與美國叫板。雖然日本的跌倒不單純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但美國對日本使出的匯率武器，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誘因。
　　有了這些成功制服暴發戶的經驗，歐美貴族們肯定不會任由金磚四國這些新的暴發戶們在自己眼前耀武揚威，他們必然會擇機出手。
　　這一次，低碳經濟就是他們的機會和武器！在歐洲的領導下，全世界從科學理論、法律框架、社會道義、普世價值觀方面，都為低碳經濟的推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的挑戰，從道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應該為之全力以赴，但現實情況是各國都更在乎自身的國家利益。歐洲之所以這么多年來一直甘愿充當應對氣候變化的旗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奧巴馬上臺以后，在對待氣候變化的態度轉變中，也蘊涵著巨大的經濟利益目標。低碳經濟會帶給他們巨大的經濟利益。
　　而每一次危機的背后，都孕育著一次偉大的技術變革的機會。美國比其他國家領悟得更加深刻，因為美國總是在技術變革的潮流中時來運轉，脫穎而出，受益良多。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氣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國后來居上。他們以此為契機廣泛使用新技術、新設備，一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美國作為世界高科技的發源地，眾多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引導著美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并保持了世界老大的地位。此外，1974年的石油危機，美國依靠信息技術的巨大優勢，再次保住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在2008年這場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世界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前，需要重新選擇一種技術革命，來推動世界經濟繼續出發。這種技術的選擇，一方面要能給歐美帶來發展的新動力，解決國內的諸多問題；另一方面要能發揮歐美的優勢，拉開歐美與這些暴發戶們之間的差距。
　　于是，低碳技術就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一方面，由于歐洲人的努力，發展低碳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并走向成熟，尤其在道義上，已經建立起了一種影響全世界的價值觀。
　　歐美國家在經歷金融危機以后，目前國內最大的問題，是高企的失業率。失業率高漲直接影響執政者的選票。盡管歐美現在已經在慢慢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它們的失業率還在恐怖的10%以上，這是多年沒有出現的問題。
　　要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就必須解決歐美各國目前嚴重的“產業空心化”的問題。2009年12月30日，美國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再次接受美國財政部38億美元的救助款，成為最新一個接受納稅人救助的大型金融機構。美國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本是從汽車制造業衍生出來、為消費者購車提供貸款等金融服務的企業，到后來卻以住房抵押貸款為主業，最終把美國通用汽車的主業——制造業拖入了“毒資產”泥潭。這是“產業空心化”過程的一個典型。從一個側面可以說，美國這個“車輪上的國度”發生金融危機正是栽倒在“產業空心化”和房地產投機的問題上。
　　所謂“產業空心化”是指制造業資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潤更高的行業轉移，使物質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急劇下降，造成產業比例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制造業轉移和外包的歷史。留在美國的是更賺錢的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危機發生前，美國服務業已占國民經濟比重約80%。然而，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最終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導致泡沫膨脹、破裂。
　　奧巴馬執政后，美國政府正在汲取金融危機的種種教訓，并竭力推動美國經濟向實體產業回歸，即強調“實業是立國之本，創新乃強國之路”。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提出美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四個轉向當中，首要一點就是要變依賴消費為依賴出口，而出口的來源主要在于制造。簡單的一句話，要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需要有實體經濟。
　　而問題就在于，歐美此刻再去搞傳統的制造業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已經讓歐美在與中國等這些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中完全處于劣勢。所以歐美要發展實體經濟，就必須發展有比較優勢的實體經濟。歐美需要培育新興產業才能真正解決失業問題，而全球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環保產業的發展能夠提供數以千萬的就業崗位。
　　在2009年4月初20國集團（G20）峰會開幕前夕，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了一份《全球綠色新政政策概要》的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一個讓歐美非常心動的數據。報告認為，各國如果在兩年內（2009～2010年）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約7500億美元投入低碳經濟領域，將創造大量的綠色就業機會。僅在歐洲和美國就可能因此增加200萬～350萬個工作崗位，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潛力將更大。報告估計，到2030年前，向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6300億美元將能夠至少新增20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風能部門有200萬個、太陽能部門有630萬個、生物質能部門有1200萬個。
　　有了如此美妙的解決就業的產業，這自然讓歐美心動不已。但最為關鍵的一點是，目前歐美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和產業上面，在技術和人力上，比起新興經濟體而言，是具有比較優勢的。
　　歐洲在過去20多年中一直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力量。歐洲在低碳技術和碳金融上面的布局在全球是領先的，跟隨其后的是因為資源有限一直提倡節能的日本。歐盟各國，自1980年以來，在基本沒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例如歐洲擁有全球領先的風電設備商丹麥艾爾姆（LM）公司、維斯塔斯（Vestas）公司，日本擁有全球領先的混合動力汽車廠商——豐田和本田。至于核電、高鐵技術，歐洲和日本也走在世界前面。例如丹麥，自1974年開始率先實施開發和節約并重的能源方針，大力開發北海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積極開發本土的風能和生物質能，大力提倡節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到2005年，在30多年的時間里，以能源零的增長，保證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倍多。2005年和1990年相比，丹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5%，而能源消費增長幾乎為零。
　　發展低碳技術，為這些國家的技術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礎。比如丹麥，2005年出口的能源技術產品和服務（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術、產品和服務等服務于低碳經濟的技術出口）收入，由1998年的50億丹麥克朗提高到接近400億丹麥克朗，7年間翻了8倍。顯然，以丹麥為代表的歐盟各國，乃至大多數發達國家，將在低碳經濟的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
　　而美國的表現則要差一點，在日本大力推動混合動力汽車的時候，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還是逆勢主打大排量汽車，最終隨著低碳時代的到來，悍馬的主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竟然要與在中國都毫不知名的四川騰中重工來洽談出售的事情。在小布什執政的8年間，盡管美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極不合作，但對其國內的低碳技術研發仍然投入大量資金，在碳捕獲和儲存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美國的技術優勢并不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上，而是在信息技術和資本運營上，全球最好的信息技術公司全部聚集在美國，最好的投資管理機構，特別是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主要集中在美國。而依靠這兩個優勢，通過信息技術可以借助發展智慧能源及智能公用設施，包括：智能電網、智能燃氣、智能給排水、智能交通、智能氣象、智能金融等，通過智能化提高系統效率，實現大幅度的節能減排和資源優化配置。這點從IBM做的“智慧地球”的廣告就可見一斑。
　　美國的這種優勢有其獨特之處。比如智能電網就將解決各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自由接入，解決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普及應用等難題，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使節能成為全新的能源供應方式，使綠色經濟成為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使美國的“石油獨立”成為現實。
　　不過，美國最具優勢的還不是這些方面，而是人才。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中國最優秀的大學，它們最頂尖的學生大部分去了美國。美國擁有世界上最頂尖的人力資源，再加上美國對知識產權的嚴格控制，使得具備人才優勢的美國，如果要對一項技術發力的話，很容易在世界取得領先。在低碳經濟時代，如果美國在低碳技術上面發力，取得突破肯定不是難事。
　　奧巴馬擔任總統以來，已經開始投入巨資，進行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在汽車產業上，美國在2009年5月19日公布了一項關于汽車節能減排的新計劃，制定了新的全國統一汽車燃油效率標準——要求從2012年開始，美國汽車制造商必須逐年改善汽車的燃油效率，到2016年，美國小型汽車和輕型卡車每100公里所耗費的汽油量不得超過6.6升，比當前汽車每100公里耗油量減少40%。這意味著美國汽車業將轉向開發新能源動力系統，并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美國汽車業將受此推動加速變革。
　　歐美擁有技術優勢，可以將低碳經濟打造出既解決自己就業問題，又有競爭的比較優勢，同時又有廣闊市場的新興產業。這種低碳經濟，對歐美而言，可謂一石三鳥，奧巴馬寫過一本書《無畏的希望》，其中有兩句話很深刻：“一個控制不了能源的國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來”、“增加美國競爭力最后一個關鍵的投資是能源基礎設施”。
　　目前，美國能源消費中石油占40%，其儲量、產量、消耗量分別占世界的3%、10%和20.5%，每年進口石油需支付3000億美元，占美貿易逆差的40%。1973年石油危機后，各屆政府雖誓言降低對海外石油的依賴，但進口依存度卻由33%增至60%。“受制于人”這是美國政府絕對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奧巴馬一改小布什政府抵制《京都議定書》的立場，表示將“建設性”地參與協議的簽訂，其目的是要主導全球氣候談判，構建美國的“低碳經濟”領袖地位，尋求美國利益最大化。即利用“低碳經濟”的大旗來實現其對競爭對手的政治打擊和經濟掠奪。
　　當歐美有了這種經濟算盤，低碳熱就有了合理的解釋。而低碳熱源的另一重要出處是金磚四國。那么，金磚四國這些新興經濟體們，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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