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鶴新在出席國新辦新聞發布會時表示，打通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后一公里”，最關鍵的一環就是怎么進一步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并提出要對金融機構建立正向的激勵機制，使其主動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作為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同時也是直接面向民營、小微企業等服務對象的服務提供者，金融機構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而金融政策落地的效果離不開金融機構的主動實踐。因此，對于本次正向激勵機制如何建立，朱鶴新也重點解釋了監管層的思路。

　　一是流動性問題和成本問題。本輪流動性問題的成因是復雜的。宏觀經濟增速下行壓力的增大、前期粗放式增長矛盾的積累、部分行業發展遇到瓶頸帶來的企業預期不穩、疊加金融強監管下表外融資收縮的反應，讓流動性問題成為2018年的市場焦點。而隨著去年下半年以來金融業支持民營、小微企業政策密集出臺，以及減稅降費、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等改善營商環境相關舉措的加碼，因“短期流動性困難”而引發的矛盾逐步緩和。2019年年初，在政策暖風之下，甚至有市場人士和媒體擔憂“資產短缺”問題，此前部分難融資的項目也得到支持。可以說，當前，至少在短期內流動性保持了合理充裕。而弱稀缺性本身是降低融資成本的先決條件。

　　二是資本問題。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統計數據，2018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6.17萬億元，同比多增2.64萬億元;截至去年12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136.3萬億元，同比增長13.5%，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個和0.8個百分點。表內融資力度的加強形成了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其中，高技術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3.1%，普惠口徑小微貸款余額8萬億元，同比增長18%，增速比上年高8.2個百分點。而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離不開機構的資本補充。2018年年末，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多渠道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的有關問題，加速開啟永續債發行。這被視為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一個關鍵渠道。而新年伊始，紫金農商銀行登陸上交所主板，被視為打響年內銀行業融資的第一槍。

　　三是風險防范問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三大攻堅戰之一，是強監管政策的重要出發點，也是穩發展的基石。2018年，部分農商行不良指標的“異動”引發了高度警惕，而監管層近期更是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管強化”。1月14日，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強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嚴格限制經營范圍，要求農商行回歸貸款主業，限制跨區域經營。隨著近期監管層引導貸款向民營、小微企業傾斜，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風險敞口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對此，朱鶴新提出，監管部門提高了相關指標的容忍度，落實好金融機構期盼的關于盡職免責的一些要求。不過，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除了完成監管機構的考核，實現合規經營外，更重要的是通過風險防控保持可持續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因此，無論是通過監管層優化的信息中介服務，還是金融機構利用金融科技、優化服務模式，緩解金融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都必須本著“實事求是”和“防患于未然”的原則，支持真正優質的、發展前景良好的企業，而不能生搬硬套政策，或寄希望于“軟性預算約束”的機構大單，或幻想問題發生時有政府救助。

　　當然，從中長期發展來看，推動大中小型金融機構健康發展，形成差異化的市場競爭格局更為關鍵。金融機構除了被動適應市場環境和宏觀經濟形勢外，如何找到差異化的發展思路，建立自身的比較優勢，不斷完善產品和服務，才是真正實現穩中求進之道。實際上，近年來發展較快的招商銀行，還有深耕小微、“三農”業務且取得不俗成績的常熟銀行，均非依賴傳統的“壘大戶”模式，而均以零售業務見長，這種發展模式對其他金融機構也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打通金融機構服務“最后一公里”，靠的是監管機構的協調配合與加強引導，但歸根到底仍落在金融機構的主觀能動性上。這不僅是從“寬貨幣”轉向“寬信用”的迫切需要，更是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形成互哺互惠正向循環的重要基礎。在前期“坐享發展紅利”的階段過后，如果能以難題面前的攻堅來建立改革共識，讓發展合力大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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