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從沒聽過“社會資本”這個詞，卻很清楚它的價值。在她所成長和生活的蘇聯，沒有人離得了它，而母親更是得靠它來維持每日的生活。寡居的母親并不富有，也不是擁有特權的人士，但她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卻足以維持她和家人的體面生活。我們從不曾為食物發愁，按照當時的標準，姐姐和我的穿戴也很時髦。我們去上音樂課和舞蹈課，去聽交響樂，上好學校，去黑海度夏。簡言之，相對于我們的經濟條件，我們所過的生活似乎過于優越了。

　　在烏克蘭奧德賽一所公立醫院做普通醫生、拿著微薄工資的母親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社會關系”這種流通在她和親友網絡之間的強大貨幣。用它換來的商品和服務，雖然不能讓我們過上所謂的奢華生活，但至少還算舒適。在那個所有商店都買不到肉的年代里， 母親仍然有辦法從她一個丈夫是超市主管的同事那里搞到各種緊缺食品。我之所以被允許進入音樂學院學習，也是因為她在下班時間救治過該學院的院長。她還有一位在大藥廠擔任負責人的朋友，能幫我們搞到西藥。

　　我們的公寓總是擠滿了來向母親咨詢、問診、求治和開藥的人。母親并不會向他們收取費用，那太冒險了。她經歷過斯大林大清洗和那些針對猶太醫生莫須有的指控，所以不敢私下行醫。“運氣好的話， 我頭一個被抓。”她總是緊張地笑著說。

　　那些經常來我家看病或母親上門問診的人，成了母親的非貨幣資本，不僅給我們帶來了食物、藥品、衣服，也帶來了無形的信息、服務和情感支持。母親在1990 年移民美國不久后就去世了，她留給我的唯一的有形遺產，是她的結婚戒指、幾本書和幾件衣服。同時留下來的，還有幾千個對她充滿感激的朋友和她曾經救助過的患者。

　　我家的故事并不是特例。雖然面對的是空蕩的商店、微薄的工資、慘淡的產出和破舊的基礎設施，但人們似乎仍然可以維持正常的中產生活。如果僅僅觀察統計數據或1960—1970 年間的蘇聯街市，就算是經濟學家也很難解釋我們當時的生活質量。實際上，到訪過蘇聯的人常常很難將在國營商店中看到的貨架，與人們家中那些漂亮的家具和豐盛的餐桌聯系在一起，因為那些貨架要么空空如也，要么堆滿無用的商品。

　　這種反差是如何造成的？通過一個由人際關系和緊密的社會聯系形成的網絡，人們相互交換資源并創造價值，進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非正式經濟體系。蘇聯人并沒有特意去建立這些網絡，也沒有社交營銷專家像現在這樣，急切地要教會他們如何最大化利用這些關系。作為唯一可以讓他們生存下來的途徑，這種網絡只是在自然而然地進化而已。

　　今天在全世界，我們正目睹一種新的所謂網絡或關系驅動型經濟的出現，個體通過自身的力量填補了與企業、政府、教育機構等現代組織間的空白地帶，從而創造了任何現存組織都無法提供的新型產品、服務或知識。計算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了與村鎮形態類似的網絡，從而使經濟交易與社交互動的界限越來越 模糊。

　　這些新技術本質上是具有社交性和個人性的。它讓我們根據興趣、身份和個人難題創建起不同的社區。讓我們進入由他人構成的更大的全球社區。這些技術剔除了經濟交易中的匿名因素，使我們可以根據eBay 評價或Twitter 足跡來衡量陌生人的聲譽。我們可以找出他們的Facebook 好友，或者觀看他們上傳到YouTube 的視頻。我們可以輕松地從別人的建議中得知，誰是巴西最好的鞋匠，誰是印度最出色的程序員，或者附近最好的農場是哪家。我們不再需要依賴銀行家或風投來為好的創業想法提供資金，借助眾籌平臺GrowVC 和Kickstarter 這樣的網站，我們可以直接從陌生人那里融到資金，只要我們把項目說明發布在網絡上，就有可能獲得捐款、投資或貸款。

　　我們正在告別一個由機構產品主導的非個人性的世界，走向一個圍繞社會關系和社交回報運行的新經濟，我稱這個過程為“社交建構”（Socialstructing）。也有人把這種新的產品模式稱為社會/ 公眾模式（Social/Commons-Based）或P2P 模式（Peer-to-Peer）。這種新型的社會經濟不僅為全球和本土貿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也改變著我們從金融、教育到健康的各個方面。它創造了大量新機遇，鼓勵人們釋放激情，創造新的商業和慈善組織，重新定義工作的本質，解決了各種各樣被現有正式經濟體系所忽略或引發的 問題。

　　實際上，社交建構不但創造了新型的全球經濟，還導致形成了一種新型社會。在這種社會里，被放大了的個體借助科技和社交網絡提供的集體智慧，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很多此前專屬于大型機構的功能，而且往往還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甚至為零。社交建構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我的同事雅克?維里（Jacques Vallée）和鮑勃?約翰森（Bob Johansen）在形容這個新世界時，稱其充滿著不可能，比如大的軟件公司將被業余軟件黑客取代，聞風而動的社會運動可以在幾個星期內推翻政府。這些變化令人興奮且無法預測，它們為個體提供了武裝自我、建立新關系、獲取從醫療保健到科教等資源的大量機會，進而威脅到現有機構的存在。

　　描述科技如何剝奪了面對面溝通和高質量社交益處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棟。我認為，這些擔心很必要，但在改變了面對面互動質量的同時，社交建構的強大力量也將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水平連接了起來，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機會讓我們去創造、學習和分享。

（文章摘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社交經濟》，作者：【美】瑪麗娜·戈爾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