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精蛋白、地高辛口服溶液、絲裂霉素……這些讀起來有些拗口的名字卻是很多患者的救命藥。但近年來，這些價格低廉、療效優異的救命藥卻經常出現“一藥難求”的情況。

　　為破解短缺藥品問題，6月27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等9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改革完善短缺藥品供應保障機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通過定點生產、協調應急生產和進口、完善短缺藥儲備等多種方式，全鏈條發力推動建立健全短缺藥治理長效機制，推動“一藥難求”的逐步緩解，保障短缺藥品供應。

　　藥品短缺，利潤是主因

　　“通過匯總分析各地監測上報品種，并委托中國藥學會等機構開展的1000多家樣本醫療衛生機構短缺藥調查，已初步確定，我國有130種藥品存在不同程度短缺。”在6月28日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曾益新直言，這些藥品大多是常用低價藥和專科、急(搶)救藥。

　　在北京工作的王金平對此深有體會。去年4月，在河北邯鄲老家的父親需要做心臟病手術，就是因為一種名為魚精蛋白的藥劑缺失，最終耽擱了半個多月才做上手術。

　　讓王金平“煩心”的這款魚精蛋白，全名為“硫酸魚精蛋白注射液”，作為一種從深海魚類精巢中分離出的抗肝素生物制劑，它是外科手術，尤其是心臟外科手術中的常用藥。

　　該藥自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在我國生產，因為優質的療效加之低廉的價格，一直是我國低價救命藥的“典型代表”。

　　但事實上，除了2016年的這次大規模缺貨外，早在2011年，魚精蛋白就曾一度出現過大范圍短缺。

　　“物美價廉”的藥品為何會多次遭遇缺貨危機?在北京鼎臣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史立臣看來，利潤低，企業缺乏積極性是造成低價藥品短缺的真正原因。

　　史立臣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此前全國各地醫院所使用的魚精蛋白注射液，多為北京悅康凱悅制藥有限公司和上海上藥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兩家藥企生產。

　　上海上藥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魚精蛋白，歷史上曾有9.1元的供貨價;2014年，北京悅康凱悅制藥有限公司在浙江的供貨價格是13元多，“這樣的定價水平據說已經維持幾十年，生產企業幾乎無利可圖，低價藥品的短缺似乎也就成了預料之中的事”。

　　與魚精蛋白一樣，今年4月被曝出在全國缺貨的青光眼手術必用藥絲裂霉素，同樣被業內公認“廉價、有效”。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臨床的絲裂霉素，使青光眼手術的成功率從40%提升到了80%以上，逐漸成為青光眼手術必備藥物。

　　但由于絲裂霉素一支2毫升裝售價僅為9.4元，每個病人術中大約只需要用0.2毫升，價格低廉，利潤空間有限使得企業生產動力不足。

　　此前全國只有3家企業擁有該產品的生產批號。其最主要生產商海正藥業(600267,股吧)于2014年被輝瑞公司收購后更名為海正輝瑞，并停止絲裂霉素生產，由于最后一批藥物批號有效期為2016年11月，當前各醫療機構只能使用庫存。

　　藥品短缺在世界范圍內，其實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據美國衛生系統藥師協會(ASHP)統計數據顯示，美國面臨157種藥物短缺，從抗生素、疫苗到治療癌癥的藥物，幾乎囊括了所有的藥物。

　　但史立臣曾做過研究，發現我國與國外一些國家藥品短缺的主要成因不太一樣。

　　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曾將美國藥品短缺的主要原因列為生產方面如藥品原材料短缺、藥品包裝短缺以及生產能力方面不足。

　　史立臣指出，我國一些短缺藥物雖然也有受到原材料供應等影響，比如，魚精蛋白的原材料，需要從一種深海魚類的新鮮成熟精子中提取，而且根據目前的技術，只能從魚的精子中提取，不能化學合成，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最主要的原因仍是這些低價藥品的低利潤難以調動起藥企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有療效但是沒“錢途”的低價藥最終慢慢被廠商中斷。

　　“藥企畢竟還是注重利潤的企業，并不是公益性質的，無法將低價藥的生產完全寄望于商業道德和自覺之上。”史立臣如此感慨。

　　對癥下藥，多管齊下

　　事實上，為了調動藥企生產的積極性，從2014年開始，國家發改委已經取消了530種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允許企業在藥品使用的日均費用標準內自行調價，以促進低價藥的有效供給。

　　但對很多藥企來說，這吸引力仍然不夠。

　　曾在多家藥企擔任管理工作的張正斌就向法治周末記者直言，很多民眾頗為熟悉的廉價藥品，其價格幾十年來未有大的調整，如果企業忽然進行大幅漲價，民眾同樣不會買賬，這還可能給企業形象口碑等帶來負面效應，影響企業其他藥品的銷售。

　　但另一個現實是，近年來一些藥品的制藥原料成本確實在不斷上漲。康恩貝(600572,股吧)集團董事長胡季強就曾以60片裝的前列康普安樂片為例，30多年來該藥價格一直穩定在12元左右，但幾十年來，光原料這一項，成本就上漲了幾十倍，人工成本也漲了好幾倍，企業生產得越多，意味著虧損就會越多。

　　因此，相比繼續生產這些低價藥，一些企業更熱衷于開發療效功能相類似的高價藥。比如，以前很多人用于治療胃痛、反酸的售價幾元一瓶的胃舒平，基本上已被幾十元錢的達喜等胃藥所替代。

　　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針對那些臨床必需，但因交易價格偏低、企業利潤少導致生產動力不足的藥品，此次《意見》明確提出要通過政府定價、價格談判、市場撮合等多種方式確定統一采購價格，并招標確定定點生產企業，采取直接掛網采購，通過給予企業合理利潤，激發市場活力來保障區域合理供應。

　　由政府招標確定定點生產模式在很多藥企看來不僅可適度提高利潤，更有助于改變當前行業內一個不好的“潛規則”，那就是醫院“習慣性”拖欠藥企費用。

　　張正斌透露，此前醫院方面遲遲不給藥企回款的情況時有發生，由于院方掌控著資源，藥企也是“敢怒不敢言”，回款難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藥企更不愿意生產本就利潤低微的廉價藥。

　　定點生產其實只是此次《意見》根據藥品短缺不同成因，對癥下藥的其中一項。

　　比如，針對藥品相關標準變化、認證改造等導致企業停產及臨床需求突然增加等情況，《意見》要求政府相關部門要協調有資質的企業應急生產或加快進口。

　　據了解，前段時間大量缺貨的絲裂霉素，相關部門現已在協調組織應急生產。

　　實際中，一些低價藥品短缺與原料方或藥企故意壟斷不無關系。張正斌介紹，原料方有意減少供應量或藥企故意囤貨不賣以此造成市場供應緊張，再將這些原本低價的緊缺藥通過非法途徑流向“黑市”哄抬價格，一盒僅售7.8元的治療嬰兒痙攣癥的注射用促皮質素在“黑市”就能被炒到4000多元。

　　對此，《意見》也強調要強化藥品及原料市場監管，依法查處哄抬價格和壟斷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加大處罰力度并建立“黑名單”。

　　不過，史立臣認為，要進一步杜絕壟斷，還是要通過政策鼓勵來增加短缺藥品的生產廠家，“如果一類藥品只有一兩家藥企擁有生產批號，就容易形成壟斷”。

　　在史立臣看來，與定點生產等措施相比，讓藥品價格機制有效引導企業生產，更能保持藥品的可持續性。

　　依照現行政策，基本藥物實行省級集中采購，并實行零加成，這使得不少企業為打開銷路會以廉價藥作為“敲門磚”擠入采購目錄，但藥品一旦以低價招標并定價進入醫保支付體系，即使日后成本上漲，在下次招標前也無法再根據市場情況改變價格。

　　“這種模式并不能實事求是地反映藥品生產成本的變動。”史立臣建議，應結合藥品成本的實際浮動，允許企業在合理范圍內申請適度提高藥品價格。

　　監測預警，明確分工

　　近年來，國家一直在力圖破解短缺藥品的問題。早在此次《意見》出臺前，2014年，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8部門就聯合印發了《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與2014年的意見相比，此次《意見》不僅提出了更為精準的供應保障措施，同時還極大強化了短缺藥品監測預警制度的建設。

　　《意見》要求，在目前每個省份布局不少于15個短缺藥品監測哨點的基礎上，依托國家藥品供應保障綜合管理平臺、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臺等逐步實現短缺藥品信息監測全覆蓋，并建立國家、省、地市、縣四級監測網絡體系和預警機制。

　　事實上，當前一些地區已建立了藥品短缺監測哨點。比如，2016年11月，湖北省衛計委開發上線了“湖北省短缺藥品監測系統”，并將省婦幼保健院、省腫瘤醫院等15家醫院設為首批哨點醫院，收集、上報藥品供應情況。

　　據湖北省衛計委藥采中心負責人介紹，哨點醫院每月底前要通過監測系統報送短缺藥品信息，再由省衛計委匯總審核，將其與省藥品采購監管系統監測的藥品短缺信息一并報送國家藥管平臺，探索解決措施。

　　史立臣認為，短缺藥品監測預警機制的建設完善對于全面解決我國藥品短缺問題是一個關鍵所在，建立縱向的國家、省、地市、縣四級監測網絡體系和預警機制，通過各級逐級上報藥品短缺相關信息，有助于從國家層面全面統籌藥品短缺現狀，并協調解決跨省短缺問題。

　　除了建立監測預警機制，《意見》還提出要建立國家、省兩級短缺藥品清單管理制度，實現短缺藥品的清單動態管理。

　　“解決藥品短缺問題，僅靠市場調節是遠遠不夠的，政府必須發揮應有的責任。”史立臣發現，此次《意見》也極大地強化了政府責任。

　　《意見》明確將短缺藥品供應保障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工作體系，要求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強化短缺藥品供應保障的領導責任，加強督查評估和激勵問責。

　　解決短缺藥品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但長期以來我國并沒有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短缺藥品政策體系和管理規范，衛生計生部門、食品藥品監管等部門各自履職，帶來了應對周期長、政策不銜接、管理不順暢等各類問題。

　　《意見》為此特別設立了短缺藥品供應保障重點任務分工表，對具體任務、牽頭部門、參與部門、完成期限等內容進行了明晰。

　　史立臣評價指出，明晰各部門職責，有利于明確工作規則和任務分工，便于日后開展多部門協調聯動，共同發力，齊抓短缺藥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