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GDP增速來看，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運行較上年更加平穩，三個季度同比增速穩定在6.7%，但進入三季度以來CPI月同比漲幅重回2%以上，PPI同比漲幅由負轉正，由此引發市場對于明年中國通脹預期的變化，鑒于經濟仍處于高速向中高速轉換期內，甚至有研究者提出明年會出現“類滯漲”現象。但是從通脹預期變化、短期通脹現實和長期通脹影響因素三個方面來看，2017年的通脹尚無大礙。

　　首先，通脹預期的變化。GDP平減指數由去年三季度的-0.9%連續四個季度回升,至今年三季度已升至1.1%，顯示經濟有了回暖的苗頭。尤其是PPI月同比漲幅自9月份轉正以來，反彈勢頭很猛，到11月份，同比漲幅和環比漲幅分別超預期的達到3.3%和1.5%，這是導致市場通脹預期快速提高的直接原因，而其背后是否存在去產能用力過猛的嫌疑尚未可知，不過從出口和投資的數據來看，總需求依然處于不足的狀態，因此恐怕PPI強勢反彈已經超出了經濟復蘇真實情況的概率較大。

　　但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10月份2.65%的低點快速回升至目前的3.4%附近，反彈速度已經超過了2013年“錢荒”之后的勢頭，除了市場流動性緊張因素之外，10年國債收益率的回升確實表現出較大的市場通脹預期變化，但是如果比較同期中美國債長短期限利差的變化，我們的通脹預期顯然超出了現實。

　　其次，短期通脹現實的估算。截至11月底，CPI累計同比漲幅升至2%，較去年提高了0.6%，在這個2%的漲幅中，翹尾因素為0.7%，新漲價因素為1.3%，新漲價因素較去年提高了0.4%，相應在今年新漲價因素的推動下，估計明年CPI漲幅的翹尾因素會接近1%，是20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翹尾因素的抬高，直接推高明年CPI漲幅0.3%。這是第一個推高明年通脹的數據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人民幣匯率。如果明年人民幣貶值幅度和今年類似，也是5%的話，那么貶值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因素相應會對CPI產生影響，幅度估計在0.5%左右，僅此一項就把明年新漲價因素由今年的1%提升至明年的1.6%。

　　第三個就是一些不確定因素，例如國家海洋環境預報中心預測，今年冬天可能發生“拉尼娜”事件，而歷史數據顯示，在“拉尼娜”的第二年年初，CPI會出現一個短期異常上漲，其中既包括蔬菜和畜肉等食品價格，也包括燃料等非食品價格。

　　但即便是綜合考慮上述多重因素的影響，從數據估算來看，明年CPI的漲幅還是能夠控制在3%以內，估計在2.6%左右。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貨幣政策，從剛剛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政策主基調來看，目前還看不到明年貨幣政策出現進一步放松的可能。

　　所以整體而言，單純從CPI數據而言，預計明年的通脹走勢是前高后震蕩，一季度是高點，而PPI在短期沖高之后，應該隨后會出現明顯的回落，屆時市場通脹預期應該會隨之出現調整，因此明年通脹的整體走勢仍處于溫和態勢。

　　長期通脹走勢不明。通脹的長期走勢經典理論分析，莫過于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的“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可以由貨幣政策控制”，至今這一簡潔優美的論斷還被中央銀行家奉為圭臬，但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的高通脹，還是本次危機以來的低通脹(或者通縮)，其間中央銀行家的貨幣政策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所以僅僅從貨幣角度去理解通脹長期影響因素是不足的，鑒于通脹本身是人類經濟行為的結果，自然就引申出從“人的行為”的視角觀察通脹。

　　但如何觀察人的行為，可能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可能也正是當年弗里德曼的一句“通貨膨脹無處不在并且總是一種貨幣現象”，其簡潔程度深深打動了人的原因所在。因為觀察人行為之前，首先要確定劃分不同人行為的標準，例如，按民族、按性別、按地區、按年齡等等，我選擇的是年齡結構。

　　觀察1961年至2015年間55年的長周期數據，在本次危機之前，中國的物價走勢與青少年和老人的占比變化高度趨同(即小于14歲和大于65歲的人口比重)，即當青年和老人比重上升時，往往帶來的是通脹壓力。但兩者為什么吻合，至今還沒有看到說得清楚的相關理論上。我只是直覺上覺得，不同年齡群體的消費儲蓄決策應該是有較大差別，進而可能會影響長期物價走勢。例如，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費要大于產出，這部分人比重上升，通脹的壓力就大一些，反之亦然。

　　又例如，現在提倡“雙創”，那么年輕人作為借款人，是不是應該喜歡高通貨膨脹，因為這樣會減少他們的實際債務負擔，而老年人喜歡低通貨膨脹，以實現資產保值，那么不同年齡群體的經濟訴求會不會最終影響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呢?因為本次危機后，我們確實也看到了，雖然以GDP平減指數衡量的通脹壓力不斷下降，但股票、紅木、玉石等資產市場價格卻大上大下，今年這種局面更是在房地產市場表現的淋漓盡致。

　　那么究竟怎么看通脹的長期走勢呢?很尷尬的是我沒有答案。能夠為我們提供借鑒的無非就是他國的經驗。例如，日本，在1990年適齡勞動人口比重達到峰值后，很快在1997年老人的比重就超過了青少年比重,即進入老齡化階段，至今依然未能擺脫，日本CPI的歷史數據則是在1997年之后，長期處于負增長狀態，屬于典型的通縮。

　　再例如，美國，本世紀以來他的老人比重持續上升，至今已達15%，同期青少年的比重持續下降，至今已降至19%，但由于美國老人的比重依然低于年輕人的比重，所以本世紀以來美國的通脹走勢是，即便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CPI平均漲幅依然在2%以上。

　　中國目前老人比重已升至10%左右，年輕人比重雖然還有17%，但是本世紀以來年輕人比重降幅高達10%，老人比重升幅也有3%，因此，從長期人口結構變化來看，中國更像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本世紀以來美國老人比重升幅2%，年輕人比重降幅2%)，那么如果日本經驗有效的話，從長期走勢而言，中國通縮的壓力顯然要超出通脹的壓力，而一旦市場對長期走勢達成共識的話，那么一定會通過通脹預期來影響短期通脹變化，這也是為什么在預測明年通脹走勢時，要分析長期因素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