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很多不穩定因素來自外部。這首先表現為世界經濟面臨的總需求不足、貿易增長失速、投資復蘇乏力、貨幣政策分化、金融風險加劇等問題。同時，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政治變動的國際經濟影響日益突出。

　　當前，不容忽視的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其負面影響和巨大沖擊不可低估：這表現在部分國家國內政治上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政策上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還表現在“逆向”資源流動，例如，工業生產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回流。

　　面對全球化動力由強轉弱的現實和由弱轉逆的風險，中國不能對來自外部的增長動能有過高期待，而應該更多地立足于內生性、結構性因素推動增長。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多重轉型將持續釋放增長動力，始于改革開放之初的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傳統轉型”將繼續深化，并被賦予新的內涵，而消費增長、服務業發展、經濟數字化和綠色化等“新轉型”將發揮關鍵作用。

　　第一，消費轉型，即經濟增長應更多地以國內消費為動力，并服務于國民經濟福利的提升。消費轉型的首要目標，在于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持續、長期貢獻。在結構方面，消費轉型意味著消費“主力”及其偏好的變化，也意味著消費“主流”渠道和模式的變化，以及消費品質量的提升。消費轉型是經濟基本增長動力乃至價值導向的轉型，中國消費市場增長迅速，但與經濟整體規模仍然很不相稱，通過提升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空間很大。顯然，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對促進消費的作用不言而喻，仍需大力推進。

　　第二，服務業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產業結構變化。2012年以來，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2015年，服務業占中國經濟的比重為50.5%，與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還有不少差距，也遠低于與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服務業轉型仍有巨大空間。

　　第三，數字化轉型，這是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在經濟各領域的深入、創新運用，也意味著信息化向縱深演進。如果說信息化反映了信息產業發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那么數字化將突破具體的產業邊界，更多地蘊含著整體經濟模式的轉變。中國網絡零售市場已經在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現在仍在高速增長。“數字紅利”將持續存在，用戶基數、運營成本、市場和技術反應速度等方面的優勢，仍然意味著細分市場的巨大發展空間。

　　第四，綠色轉型。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從高消耗、高污染、高環境社會代價到低消耗、低污染、環境社會友好的轉變。當務之急是應對環境污染治理及環境健康問題。

　　從戰略上講，要對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以及四個方面的“新轉型”予以通盤考慮、協調推進。而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則要求對高效率、高附加值、可持續的“新經濟”做加法，對低效率、低附加值、環境社會代價大的“舊經濟”做減法，以尋求更高效、更具國際競爭力、更有發展后勁的“新均衡”。這顯然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