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辦、國辦7日印發了《關于在部分區域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的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和總體部署，以實現創新驅動發展轉型為目標，以推動科技創新為核心，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主攻方向，選擇1個跨省級行政區域（京津冀）、4個省級行政區域（上海、廣東、安徽、四川）和3個省級行政區域的核心區（武漢、西安、沈陽）開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試，統籌推進經濟社會和科技領域改革，統籌推進科技、管理、品牌、組織、商業模式創新，探索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和制度環境。

　　“方案”的出臺，意味著中國的創新驅動戰略正式進入攻堅克難最后階段。對于當下傳統增長動力漸行漸遠的中國而言，能否通過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形成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極為關鍵。“方案”特別提出，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是破解創新驅動發展瓶頸制約的關鍵，把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作為雙重任務，構建推進全面創新改革的長效機制，在市場公平競爭、知識產權、科技成果轉化、金融創新、人才培養和激勵、開放創新、科技管理體制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改革突破。這種通過系統和整體的思路，把解決體制機制的障礙作為突破的關鍵點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和本質，也破除了多年以來我們在創新問題上只注重技術突破，而忽視體制機制變革的重大誤區。

　　長期以來，在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中，很多人認為只有技術才是最重要的。事實上，自人類進入諾獎得主庫茨涅茨所言的“現代經濟增長”以來，很多人都在研究工業革命為什么爆發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就技術而論，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與古代科技非常先進的中國根本不可相提并論，這個以“李約瑟之謎”而著稱的疑問其實早已經被各方面的學者進行了立體式的解讀。道格拉斯·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將西方的崛起歸結于制度。認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于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按照這個邏輯，英國之所以爆發工業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諾斯的解讀，也得到了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的印證。在希克斯看來，英國工業革命本質上不是技術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為工業革命時期那些技術其實早已經出現，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現代證券制度和專利保護制度之后，技術才成了最重要的生產力。

　　基于此邏輯，在創新驅動戰略實施上，我們一定要摒棄過去那種只重視技術而忽視制度和體制變革的錯誤觀念。技術很重要，但如果沒有制度、金融和文化的變革，技術無法成為持續的增長動力。歷史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技術強國，根子不在于技術本身如何，而在于制度、文化和金融體系的支持。中辦、國辦的“方案”的最大意義，就是提出要在體制機制方面實現整體、系統性的突破。這等于在構建一種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制度支撐體系，營造一種環境。技術只是雞蛋，只有雞蛋能孵出小雞，但如果沒有環境，雞蛋也會變成臭蛋。

　　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最大障礙絕非技術層面。就技術層面的創新能力而言，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基礎。中國目前已經是全球第一專利申請大國，第一高科技產品出口大國，盡管在一些原創性和關鍵性的技術領域，中國和一些先進國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國成為創新國家的真正軟肋仍然在環境、體制和機制。比如，在體制機制上，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還比較薄弱；在文化上還缺乏對創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體系和成為創新者有很多背道而馳之處；在金融制度上，金融還無法為創新提供真正的支持。可以說，我們還沒有真正構建起推動中國成為創新經濟體的制度支撐體系，需要更多地在制度和體制機制層面進行真正的突破。成思危先生曾言：“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之源，是根本性問題。”可謂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