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政策模擬結果顯示：
1.減少對企業的非稅征收，宏觀經濟效果不明顯。這似乎有悖于經濟學邏輯。我們認為，原因可能是：
(1)現有的模型技術尚無法模擬降低對企業的非稅征收所導致的企業生產成本下降所引起的變化：由于企業的非稅負擔下降，企業的邊際成本下降，將推動企業生產擴張。在既定需求下，市場總供給將增加，產品價格將下降，企業利潤將上升，投資將增加，全社會的供需平衡點將向右下方移動，過剩的生產能力將得到更充分利用(圖3-13)。
(2)非稅負擔下降，導致企業投資環境改善，生產成本下降，企業投資意愿增強，帶動自籌投資增加。這種有自身意愿增強帶來的投資增加，相對于政府指導下的投資，必然會更有效率，更能轉化為有效供給。而這一效應在現有的模擬中也難以得到充分體現。
(3)目前情況下，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不振，生產能力過剩，在模型僅能模擬降低對企業的非稅征收對企業自籌投資的影響，而無法模擬企業生產成本下降的全部效應情況下，降低企業非稅負擔的政策模擬效果盡管不夠明顯，但我們認為，并不能因此就否認減輕企業非稅負擔對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環境，提高企業生產經營效率的積極作用。
2.在勞動者收入水平偏低的情況下，通過降低企業的非稅負擔，同時采取措施，將企業增加的收入部分用于提高勞動者報酬，減少居民的非稅負擔的宏觀經濟效果，無論是從促進經濟增長、縮小產能過剩缺口、改善經濟結構失衡、擴大居民消費，刺激實體經濟投資，增加稅收收入等各方面來看，都是積極有效的。
3.通過規范政府獲取收入的行為，降低非稅收入比重，并將這部分收入進行適當的轉移，一定程度地降低公共財政收入從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政策模擬的宏觀經濟效果說明了一個事實：我國政府目前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過高，以致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增長與結構的調整、居民消費的擴大。
4.規范政府獲取收入的行為，降低非稅收入比重，將有利于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但是，在政府收入占比已經偏高的情況下，這一舉措的意義顯然不必在于提高公共財政收入占比，而在于提高政府獲取公共財政收入的規范性，促進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性及公正性，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形成社會各經濟主體對政府行為的穩定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