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模擬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至今的實踐證明，2008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繼續出口推動、投資拉動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經濟增長的效率在不斷下降，經濟增長的空間在不斷縮小，既有社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調控方式正在逐漸失效。今年上半年以來，信貸規模激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基本持平甚或略微上升，但是第一季度經濟增速僅為7.7%。資本形成總額在2012年后面三個季度拉動了4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速，但在2013年第一季度僅拉動了2.3個百分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既有體制的發展潛力正在不斷遞減，傳統的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式的空間在進一步縮小，投資效率下降，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正在減弱。今年6月份出現的銀行“錢荒”，是在整個金融體系并不缺少流動性，高達20%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使銀行體系擁有足夠的儲備資金，社會融資總量較快增長的情況下發生的。這說明現有的銀行管理體制已經嚴重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盡快啟動銀行業及金融市場的改革，進一步解除管制，積極主動地推進存貸款利率市場化。
就短期而言，固然可以通過積極主動、適時適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預調、微調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但是，從長期來看，宏觀調控更應強調通過全面深化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增強社會經濟活力，提高有效供給來保證潛在增長率的穩定及回升。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⑺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比例之一，⑻政府如何獲取和使用收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社會發展目標的確定及實現。沒有規范的政府行為，規范的市場經濟運行秩序也就無從談起;沒有廉潔、廉價、有限、高效的政府，一個充滿活力、高效率的市場經濟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政府行為，控制政府收入規模，建設有限政府，實現社會公眾對政府行為的有效約束、嚴格的預算監督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一問題，由于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導致公共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首次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顯得更為突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政府應當實行減稅增支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將更嚴重地打擊經濟，有可能導致經濟的螺旋式下滑，公共財政收入也將因此進一步下降。但是，由于公共財政收入增幅放緩，財政收支矛盾加劇。盡管財政部、國稅總局已多次表態“堅決制止收過頭稅”，但一些地方仍然出現了逆經濟周期趨勢抓財政增收，甚至征收“過頭稅”，為保稅收運動式征收“零散稅”，以及違法收費等現象。⑼
因此，本次預測報告選擇了規范政府收入行為，控制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宏觀經濟效應問題進行政策模擬。
在進行政策模擬之前，首先介紹有關中國政府收入現狀及變化趨勢的有關背景數據。
1.
分稅制改革之后，從1997年開始，中國政府的公共財政收入迅速增長，1996-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6.51個百分點，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因此迅速上升(圖3-1)。⑽
1997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約為11.1%;到2012年，該比重上升到22.6%，年均提高約0.77個百分點。基于CQMM的預測，2013年，GDP的增長速度有望實現7.54%。那么，即便全年公共財政收入的增速降至6.99%，2013年的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僅比2012年下降0.1個百分點，屬于基本持平水平。
2.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偏高。根據估算寬口徑的政府收入(即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四部分)，在2010年至2012年間，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4.4%、36.0%和36.0%。根據IMF公布的2010年的各國政府財政統計數據，中國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已經超過美國、韓國、新加坡等發達國家。若考慮到中國居民僅能享受到的很低社會福利水平，中國的廣義稅收負擔已經高居世界前列。
3.進一步考察公共財政收入的構成可以發現，自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各級政府所能支配的規范的稅收收入急劇減少。為了滿足自身開支的需要，地方各級政府熱衷于通過各種稅外融資方式(目前主要包括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獲取收入。圖3-2表明，1994年分稅制以來，單就公共財政收入而言，非稅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94年的5.4%增長到2012年的14.2%，提高了8.8個百分點。圖3-3顯示，2008-2012年期間，在全國非稅收入中，地方政府約占80%，占地方政府本級公共財政收入的20%左右;而中央政府的非稅收入僅為全國非稅收入的近20%，約占中央政府本級公共財政收入的5%。
從非稅收入的構成來看，在2007-2012年期間，專項收入的比重平均為20.6%;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比重約為29.3%;罰沒收入的比重約為11.3%;其他收入的比重平均為38.8%。和其他各種稅外融資收入一樣，非稅收入具有顯著的的不規范性、不透明性、不公正性、不平等性和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稅外融資收入規模的不斷擴大，一則加重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二則由于較強的隨意性，導致了較強的不可預期性，增加了社會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兩者都降低了企業的效率，抑制了居民消費的擴大，限制了經濟增長，第三，極易導致違法行政，為貪贓枉法提供制度方便。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控制政府收支入規模，規范政府收支行為，實現社會公眾對各級政府行為的有效約束、嚴格的預算監督。為此，課題組重點考察控制政府收入增長，壓縮非稅收入減輕中小企業和居民的負擔等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