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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

文化引導戰略：新東方成長之路 
　　——訪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 
　　訪談時間：2010年10月18日17：30-19：00 
　　訪談地點：北京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 
　　訪談形式：面訪 
　　從1991年俞敏洪從北京大學辭職，然后開辦英語培訓班，到2006年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再到現在(截至2010年12月)，新東方已在全國設立了41所短期語言培訓學校、5家產業機構、2所基礎教育學校、2所高考復讀學校、2所幼兒園以及1家職業培訓學校，累計培訓學員近1000萬人次。一路走來，新東方的成績是傲人的，但成長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企業組織結構的幾次巨大變化，對新東方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成長過程中，新東方是如何制定和調整企業戰略的？俞敏洪是如何領導新東方轉型和調整的？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來到了位于中關村西區的新東方大廈，訪談了新東方的“掌舵人”俞敏洪。 
　　在新東方總部，我們發現，現代化的辦公建筑因為承載年輕的員工和客戶而更顯生機與活力；笑聲不斷的教室也讓學習和快樂在這里達到了難能的和諧；所有我們見到的員工，都稱呼俞敏洪為“俞老師”而不是“俞總”，讓我們直接地感受到新東方的現代文化。 
　　確實，俞敏洪跟我們平時接觸的很多企業家不同，他平和淡定，舉手投足都透露出一種文人風范，也許“老師”這個稱謂對像他這樣從事教育事業的企業領導人來說更加合適。訪談中我們還發現，如果說英語的學習和培訓事業給俞敏洪帶來了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敏銳的觀察力和全球的視野，那么，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熱愛和追求，則是俞敏洪個人理想與人生意義根植在新東方的重要文化基礎。 
　　也許正是因為有了中西文化這樣的強力碰撞與融合，才讓新東方不僅很好地倡導和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做人做事、為人師表的精髓，因此形成了獨特的企業文化，而且使新東方很好地適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在不斷的轉型和調整中，逐步成為一個優秀的持續成長的現代企業。 
　　現在有很多投資的機會，我都不去碰。因為我知道碰一個就會分心，分心就意味著在新東方投入的精力會少一點，就意味著新東方會受到潛在的損失。 
　　現在一些中國企業出現弄虛作假的現象，不僅僅是因為制度出了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強調自律和自覺的文化缺失了。 
　　李蘭：俞總，您好。我們每年都要對4000多位企業法人代表做一份問卷調查，今年的調查主題是企業戰略。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企業家認為自己最強的是戰略能力，但同時企業家最容易犯的錯誤也是戰略決策的失誤。您對于企業戰略這個問題是怎么理解的？ 
　　俞敏洪：其實我是一個特別沒有戰略的人，沒有任何戰略思想。我做事情幾乎就是農民心態，做一步看一步。

李蘭：很特別，您認為在中國像您這樣的企業家多不多？ 
　　俞敏洪：我覺得還是有不少企業家跟我有相似之處的。企業家不一定有能力把自己的戰略思想系統地表述出來，但是實際上只要是做企業的一定會有戰略，因為一定要有目標，而目標是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戰略是往前看，是整個企業往什么方向走。 
　　李蘭：您覺得您對新東方的戰略方向掌控的效果怎樣？您自己滿意嗎？ 
　　俞敏洪：還是比較滿意的。我覺得我之所以把控得住，原因就是我知道我一輩子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做這么一件事情。為了做好這件事情，我就會排除其他一些干擾，比如做房地產的機會我就不去碰，或者別的行業。現在有很多投資的機會，我都不去碰。因為我知道碰一個就會分心，分心就意味著在新東方投入的精力會少一點，就意味著新東方會受到潛在的損失。 
　　李蘭：這個很重要，“認識自己”很不容易，它是做戰略選擇的重要基礎。 
　　俞敏洪：對，特別是要認識自己的價值體系。因為做企業的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價值體系的話，就沒有方向。 
　　李蘭：記得您在2008年的時候曾經說過，新東方沒有什么“五年規劃”，那么現在呢？ 
　　俞敏洪：現在還是沒有，連一年計劃都沒有。新東方的預算都是很松散的，我常跟管理者說，你們自己去做吧，盡自己的能力，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到年底對照以后，發現業績比去年增長了很多，管理也做得不錯，團隊氛圍也不錯，于是就給他發獎金。不行的話，就扣獎金。 
　　李蘭：是嗎？這種狀況持續了15年，而且一直都是順其自然地發展而沒有刻意地設計嗎？ 
　　俞敏洪：是的，但是現在也要做一些了。因為新東方遍布全國各地，如果沒有預算指標的話，下面的校長們就不知道應該做什么了。我們很少嚴格地按照預算去執行，在發展過程中總有變化，我們有很多預算外的事情。新東方有一個文化特質，盡可能鼓勵大家自愿、自動、自覺地做事情，新東方的校長們都比較自動、自愿、自覺地做事情，而且做得不錯。 
　　李蘭：這是不是因為您個人的思想對新東方的價值觀和企業理念有很大的影響？ 
　　俞敏洪：是的。新東方的企業文化很強，所以新東方到現在為止還是文化主導型企業，而不是制度和技術主導型企業。新東方的制度到現在為止都不太健全，比如新東方的人力資源考核體系都是稀里糊涂的。但是文化強了，即使這些制度和技術沒到位，也能夠支撐一個機構的發展。不過到最后一個機構想要更好地發展，必須把文化、制度和技術結合起來。現在新東方結合得還不好，雖然正在往制度和技術上走，但是步伐不夠快。今年我開始強調這方面了，因為新東方已經有19000名員工，沒有制度和技術的話，很難再發展。

李蘭：您認為這種強調自律的文化，對新東方的發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俞敏洪：應該說新東方從開始走到現在，這種文化是成功的關鍵。因為雖然強調自律的文化有弊病，但也有好處。比如中國的文官體系，從古代到現在，一直都強調自覺體系，因為古代的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法治國家。這種文官體系強調的“忠、孝、悌”這樣的東西，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中，盡管培養出了很多偽君子，但是到了漢朝獨尊儒術以后，儒家的那套思想維護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當然另一方面也束縛了中國的發展。新東方現在的文化有點這樣的味道，強調自覺行為，因此若有人違反了制度，也沒法用條款去懲罰。現在一些中國企業出現弄虛作假的現象，不僅僅是因為制度出了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強調自律和自覺的文化缺失了。 
　　李蘭：我發現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有感情，非常認同它，這讓我很意外。因為您是學外語的，一般人都認為學習外語的人更加認同西方的那一套價值體系。 
　　俞敏洪：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在我這里傳承下來了，原因是我來自農村，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對中國的傳統價值言傳身教的那種人。 
　　其實我也很認同西方的制度，我相信未來中國在很多方面一定會跟西方相似，并通過西方的制度實現中國的文化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東西都是靠自覺，不是靠制度，比如鄰里之間互相愛護，對工作要有熱情，喜歡幫助弱小群體，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人類社會的平等，誠信是社會的主導等，而西方是靠制度，并且通過制度來固定文化。 
　　當然，中國的這種文化也有缺點。從人性的角度來說，由于沒有任何制約因素，因此總有一部分人會破壞這種文化體系，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社會每過幾百年就會被推翻重來一次。我們都知道，一杯清水，放上一滴污水以后，整個這杯水就臟了。而這些文化中的“壞人”，就是那一滴污水，它會把整個文化都給污染了。最后這杯清水就變成了一杯污水，這個時候再放進去一滴清水是無濟于事的。所以像海瑞這樣的官員，其實是沒有用的，即使反復強調他是清水，他對整個體系也起不到改變作用，這種情況下樹榜樣的方式是不可能改變社會體系的。就像老子說的，社會弘揚孝，是因為已經沒有孝子了；社會弘揚忠，是因為已經沒有忠臣了。 
　　我覺得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經歷一趟不容易，所以要盡可能地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精彩一點和不后悔一點，盡可能幫助別人一點，讓別人因為你而能過得好一點。 
　　沒有能力的時候幫助一個人兩個人，有能力的時候幫助千百個人。 
　　幫助別人不計回報要比計回報更加好。

李蘭：在您的個人成長過程中，哪些人對您的影響最大？ 
　　俞敏洪：應該是家庭教育的影響比較大。父母從小的教育，構成了一個人的基本行為方式和習慣甚至思維方式、對人的看法和對社會的看法，以及行為標準。在這方面我非常慶幸，我的父母通過言傳身教給我留下了非常優秀的傳統。另外，社會的影響也是比較重要的，比如說我之所以能夠出來做新東方，就是因為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影響，否則我不會做新東方。 
　　李蘭：您當時創辦新東方是被動的選擇還是主動的選擇？ 
　　俞敏洪：應該是主動的選擇。同時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因素，比如當時在北京大學待得不舒服，同學都出國了，自己的生存壓力等。當然最后出來做新東方，還是主動選擇的結果。還有另外一種影響因素就是個性，人的個性是不一樣的，我父母都不算是愿意冒險的人，而我可能是因為文化的影響，我學習是在北京大學，加上同學的影響，到最后我有了一個比較喜歡冒險的個性。我從事的所有運動都是冒險性的，比如騎馬、滑雪、爬山等。 
　　李蘭：感覺您性格中一方面很樸實很本色，崇尚簡單、純真和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很喜歡冒險，有決斷力。我發現新東方很多員工都不叫您俞總，而稱呼您為“俞老師”。是這樣嗎？ 
　　俞敏洪：因為我一直把自己當做一個普通的老師看，新東方的財富、地位、名聲對我的生活沒有帶來任何影響，我現在還住著一個兩居室的房子，我的辦公室也很小。 
　　李蘭：您覺得人活著的意義是什么？ 
　　俞敏洪：這個問題我也時常問自己。我覺得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經歷一趟不容易，所以要盡可能地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精彩一點和不后悔一點，盡可能幫助別人一點，讓別人因為你而能過得好一點。沒有能力的時候幫助一個人兩個人，有能力的時候幫助千百個人。幫助了不計回報，要比計回報更加好。努力地讓自己的生命多經歷一點，多走走、多看看書，讓自己思想充實一點。 
　　我現在還在想著后半生到底怎么過，成立新東方也不是我來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目的，盡管我覺得是目的之一。 
　　李蘭：記得陶行知先生說過，“人生為一件大事而來”，對于您來說好像不止一件大事吧。 
　　俞敏洪：其實到底什么是人生的大事，到我這個地步，已經不太分得清楚了。我跟我夫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她說我的大事就是把兒子帶大，使他未來變成一個特別杰出的人物。所以每個人的“大事”都不一樣。新東方肯定是我人生的大事，但是如果我一輩子就做新東方了，那我最后離開世界的時候一定會覺得挺后悔的，因為還有太多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其實我一直想背著行囊周游全世界，邊走邊寫。

我把品牌分為了“四品”，第一個叫品質，是一個質量的問題。第二個叫品位，也就是定位問題。第三個叫品行。第四個叫品格。 
　　教育品牌的建設有幾個要素： 
　　第一，培訓領域的教育機構必須有明確的品牌戰略結構。 
　　第二，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管理隊伍、教師隊伍和形象標識體系。 
　　第三，選擇合適的發展方式。 
　　李蘭：在新東方的成長過程中，企業的組織結構一直在快速變化，社會影響也很大。關于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您有什么經驗和體會可以分享？ 
　　俞敏洪：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我的經驗就是：企業的成長就像一個人的成長。一個人到青年時代的時候，肯定不能讓他穿童年的衣服；到中年的時候，也不太容易讓他穿青年的衣服。如果把衣服比作組織結構，則當這個企業在成長的時候，如果組織結構不進行調整，企業就永遠被束縛住了。這就好比讓一個人永遠穿童年的衣服，這樣他就沒有辦法長大了，因為他的衣服束縛了他的成長。 
　　我認為，組織結構的調整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在童年的時候，就給他穿成年的衣服，因為這個孩子還沒有衣服大。所以有兩種企業一定會必死無疑：第一種就是企業本身在成長，但它的組織結構不變，最終企業一定會被組織結構拖垮；第二種是企業還沒有長大，就建立了龐大的組織結構，那樣企業也會很難活下來。比如我用上市公司的結構去要求新東方最初的發展，那么新東方必死無疑。但是當新東方長大了，如果我不從夫妻店轉成合作制，再轉成股份制，繼而轉成國際上市公司，那么新東方同樣也必死無疑。 
　　李蘭：我們在今年的調查中發現，中國企業在品牌建設方面的意識和水平相對其他方面還較弱。感覺新東方成立以來一直很重視這方面，運作得也很出色。 
　　俞敏洪：我把品牌分為了“四品”，第一個叫品質，是一個質量的問題。比如新東方上課的質量決定了新東方的一切，這就是說質量本身要好。

第二個叫品位，也就是定位問題，比如大家在提到“新東方”的時候能想到什么。因此，后來我準備把“新東方”定位為兩大系統領域。第一，凡是想起培訓和培訓中的任何分數的提高，就能想起“新東方”，但是現在還做不到；另外還有職業認證的培訓，例如律師考試、公務員考試等。 
　　第三個叫品行，一個人有品行就是這個人從形象行為上來說很正面。比如我常常跟“新東方”的人說，我到任何一家賓館洗澡都不會超過五分鐘的，因為我認為干凈的水對中國是非常珍貴的。所以“新東方”的環保意識還是非常強烈的，這個實際上就是企業的品行問題，而企業的品行問題和創始人有絕對的相關性，如果我的品行特別差，那么“新東方”的老師的品行就會變得特別差，接下來就是整個“新東方”的形象變得越來越差。 
　　第四個叫品格。品格是不管別人怎么欺負我，我都不去欺負別人。對于企業來說，一個有品德的企業就是無論把什么東西交到它手里，它一定不會做出格的事。這兩天我住過青島的海景花園酒店，它在青島的名聲是很好的，比如說我放了一顆感冒藥在桌子上，打掃人員發現我感冒以后，晚上就把一碗熱氣騰騰的姜湯端來了。像這種服務就是有品德的服務。我認為一個企業的品質、品行、品位、品格這四點是非常重要的。 
　　李蘭：您覺得在教育領域應該如何建設品牌？ 
　　俞敏洪：我認為教育品牌的建設有幾個要素：第一，培訓領域的教育機構必須有明確的品牌戰略結構。新東方從狹隘的英語培訓到現在擴展到全方位的培訓，做起來難度就很大，所以我建議從明確的定位做起。 
　　第二，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管理隊伍、教師隊伍和形象標識體系，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第三，選擇合適的發展方式。在教育培訓領域有兩種方式可以做，一種是循序漸進式的；還有一種是猛打猛沖式的。選擇后一種方式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你已經有了良好的教育產品、良好的師資隊伍，這些條件具備之后，去猛打猛沖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現在的教育培訓行業已經有不少成規模的企業了，如果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發展，是很難和行業的領先者競爭的。現在的形勢和新東方剛創業的時候不一樣了，因此有條件的話，可以采取猛打猛沖的方法。 
　　任何一個機構都經不起大的折騰，所以新東方未來的愿景是成為中國為家長和學生提供最好服務的、給孩子們帶來最大希望的教育服務機構。 
　　我想把新東方打造成一個群體和系統相結合的機構，因此我必須從新東方撤出來。

李蘭：在新東方成長和發展的未來愿景方面，您有些什么樣的心愿和設想？ 
　　俞敏洪：我希望未來新東方能夠踏實地慢慢往前發展。我覺得任何一個機構都經不起大的折騰，所以新東方未來的愿景是成為中國為家長和學生提供最好服務的、給孩子們帶來最大希望的教育服務機構。 
　　李蘭：如果未來中國人出國的情形出現一些變化，會不會對新東方的發展有一些影響？ 
　　俞敏洪：如果現在就發生變化，那肯定會有影響，因為我們現在30%的業務跟出國相關。當然未來這部分的比重會越來越小，我們的重心會轉移到5～22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培訓上來，而且不僅僅是英語培訓，還有素質教育等，所以像你剛才說的出國形勢的變化帶來的影響會越來越少。 
　　李蘭：您認為未來新東方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俞敏洪：新東方原來的核心競爭力特別簡單，如果用一個字來說，新東方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人。我發現在教育領域有一個規律，就是自己培養的人才最好用。“新東方”現在有400多位中高層管理者，其中有300多位是自己培養出來的，另外的100多位以專業人員居多，“新東方”的老師和教學管理人才幾乎100%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 
　　李蘭：您也是新東方最核心的競爭力之一吧。 
　　俞敏洪：這是教育領域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教育機構往往和某些教學的領軍人物相結合，比如我的名字是和“新東方”結合的，而蔡元培就是和北京大學聯系在一起的，當然我不能和蔡元培相比。也就是說教育品牌的成立需要教育機構中有一批重要人物出現，比如說我們對廈門大學的關注是因為易中天在廈門大學，而北京師范大學知名度的提升是和于丹有很大關系的，這意味著什么？教育機構對品牌人物的塑造比對教育品牌本身的塑造還要更加重要。 
　　但是我現在正想辦法淡出這個核心競爭力的圈子，如果新東方過于依賴將我作為核心競爭力，那未來的發展可能會遇到麻煩。

李蘭：您的這個觀點與我們的調查結論不謀而合。中國企業這個階段的成功應該是屬于“個人英雄時代”，企業家個人的成功占了很大部分。但是如果未來還僅依靠企業家個人的話，那么企業就很難走遠。未來應該走向一個“企業團隊群英時代”，除了企業家個人這個明星，企業還要創造出培養團隊群英的環境和條件，讓更多人成為明星，成為英雄。我感覺新東方正在這個努力過程當中。 
　　俞敏洪：是的，我今年開始不接受任何媒體采訪，現在已經很難找到有關我的新聞了。我想把新東方打造成一個群體和系統相結合的機構，因此我必須從新東方撤出來。首先，新東方的結構化和可持續發展性，必須不能以我為主，也就是不能因為我而有新東方，所以任何推廣新東方品牌形象并且把我和新東方結合起來的活動，我全不參加。其次，對我個人來說，后半輩子想要過得對得起我自己或者更加有意義，我就必須撤離新東方，同時必須在我很健康的時候，看著新東方沒有我也能發展。這個很重要。 
　　善是我的信仰，或者說是我個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盡可能的善。但是這幾年我也意識到了，當一個人遇到惡的時候，如果沒有能力制止惡，善就變成了無能。 
　　我覺得中國的企業家，最重要的不是進商學院學習，而是應該進哲學系，思考一下人生的終極意義到底在什么地方，賺錢的終極意義是什么。 
　　中國的企業家不缺企業家精神，不缺創新能力，也不缺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缺的是高度和領導力。 
　　李蘭：開個玩笑，假如一定讓您選擇一個宗教信仰的話，您會選哪個？ 
　　俞敏洪：我會選佛教。我最崇拜的人是弘一法師，能夠把一輩子當做兩輩子來過，而且過得很有意思。前半輩子，風花雪月，才華橫溢；后半輩子，青燈古佛，在宗教界創造了奇跡。但是我覺得整個中華民族，一直是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一個特別世俗化、大眾化的民族。而西方人不一樣，不管是否真的信教，他們的心中總是有上帝的，這是他們的文化特征。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沒有所謂的上帝這樣的概念的。中國人所有的神，都是為了實用目的而產生的，所以人們去求神拜佛的時候，都是有“求”的。

李蘭：能感覺到您是很重視精神生活的人，對精神世界的探索也很深入。 
　　俞敏洪：有信仰的人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字，善——對自己善，對世界善。有了這樣的“善”的精神以后，可以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認為是自己的信仰，也可以超越所有的宗教信仰。善是我的信仰，或者說是我個人的信念，所以我做事情，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盡可能的善。但是這幾年我也意識到了，當一個人遇到惡的時候，如果沒有能力制止惡，善就變成了無能。就像如果不能阻止一滴臟水滴進盛滿清水的杯子，那么杯子里的水即使很清澈，整個杯子也會變成臟水。 
　　在新東方發展初期，曾經有工作人員貪污了，當時我的做法是：只要把錢還回來就可以放人走，不追究法律責任。結果導致新東方形成了很不好的一個氛圍：貪污了不受懲罰，俞老師還是讓走的。這讓“好人”的內心有非常失落的感覺，這變成了文化中不好的一面，變成了縱容。后來我發現這樣不行，就改變了做法。前年新東方有一個人力資源的經理，通過虛開員工的信息往自己賬上打錢，最后拿走了5萬元，被發現后就立刻退回來了，但是最終我依然對其進行了嚴肅處理。我覺得如果對這個人不加以懲罰，那么新東方的整個系統就會崩潰，因為壞人得不到懲罰，好的行為就得不到弘揚。 
　　李蘭：我看到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下海做企業成為企業領導者之后，都重視揚善求和，然而不少人難過“制惡”這一關。有些開局不錯的公司，經過轟轟烈烈的創業期，待進入穩定發展期后，往往內部斗爭、人事關系處理不好，也就是“政治斗爭”使企業如曇花一現消失了，很可惜。 
　　俞敏洪：在處理內部斗爭的時候，要看什么是真正的惡。比如像新東方的內部利益斗爭，我不認為那是惡，那是正常的人性。如果是正常的人性，那么只要在邊界之內，就不是惡。在新東方的利益斗爭很激烈的時候，我就讓，不斷地讓，讓股權，讓位置，什么都讓，最后還是因為我的善，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但是如果像我們剛才說的一些行為越過邊界了，那就不是“讓”能解決的，“讓”就會把一個機構摧毀。所以我是有法家精神的，善的弘揚是以制惡為前提和基礎的，沒有控制惡的能力，就不可能有善。 
　　李蘭：也有一些企業家認為，中國的企業目前都是學西方的那一套體系，但是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在新教倫理基礎上的，而中國不是這樣的文化基礎。 
　　俞敏洪：中國的企業不需要新教倫理，但是在企業制度層面，一些科學的東西還是可以引入的，比如評估體系、考核體系，能用當然是可以用的。但是整個中國的企業，是建立在中國文化之上的。

李蘭：您覺得對于企業發展來說，制度與文化哪個更重要？ 
　　俞敏洪：到今天為止，我反復強調的是文化，而不是制度的重要性。我到一個學校去，首先看的就是這個學校的團隊氛圍，文化怎么樣。團隊氛圍好的，文化一定很正。并不是給每個人多發錢，團隊氛圍就會好，也不是每天請大家吃飯，團隊氛圍就會好。人的心中有一些東西是一致的，大家都希望領導有魅力，希望這個領導把自己當人看，希望能發揮自己的才華，希望能給自己榮譽和尊重，希望社會地位是平等的，這些都是人心中的訴求。一個領導者，只要滿足了人心中的這些訴求，必然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李蘭：新東方這些年發展得非常快，到今年為止已創造了超過200萬的學生在新東方學習過的奇跡。您認為未來中國的教育產業還有什么樣的成長空間？ 
　　俞敏洪：中國教育產業的成長空間要靠政府來創造。政府只有改革教育制度，改變教育體系，才能做到把人才培養出來。因為對孩子們來說最重要的階段是中小學階段，而現在中國的中小學生就是為了考試而存在，這種教育體系不可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質的后代。沒有高素質的后代，中國未來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但這個問題，不是民間力量能解決的。新東方做了一點點工作，把課堂變得更加歡樂一點，但仍然是在應試教育之下跟著應試教育來賺錢。這也是我對新東方最不滿意之處，但這也是改變不了的。 
　　李蘭：現在不少企業家都去商學院學習管理知識，您覺得除了商學院之外，社會是否還應該更多發展一些適合企業家學習的教育培訓機構呢？ 
　　俞敏洪：我覺得中國的企業家，最重要的不是進商學院學習，而是應該進哲學系，思考一下人生的終極意義到底在什么地方，賺錢的終極意義是什么。中國的企業家不缺企業家精神，不缺創新能力，也不缺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缺的是高度和領導力。 
　　李蘭：在未來，新東方將會遇到的最大挑戰和危機都有哪些？ 
　　俞敏洪：未來新東方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內部，能打敗自己和能打敗自己企業的人，一定都是自己。任何外部的力量無論多強大，只要企業自己沒有問題，企業就不會被消滅掉，人也是這樣的。

如果說有危機的話，我覺得可能有這么幾個：第一個，很容易出現教育領域的道德危機，一個是個人的道德危機，比如如果我個人出現了重大的道德問題，那么這個道德問題就會直接影響到新東方的形象，這在中國是必然的，在西方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另外還有機構本身的道德問題，如果教育機構本身出現了道德問題，那將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而且遠不止問題本身，還涉及教育機構的老師，比如新東方現在有6000多位老師，每一個老師都做得非常規范嗎？我們也不能保證說新東方每一位老師都品行高尚。問題一旦出現，新東方肯定會嚴格調查的。但是如果是有組織在背后亂搞，惡意中傷，那么你就一點辦法都沒有，這樣它就利用了新東方作為一個學校的特點，只要老師有問題，就可以把老師的問題放大到新東方整體。所以道德的風險對新東方來講是非常大的。雖然我對6000多位老師的管理非常嚴格，但是同時都管理好是非常難的。 
　　第二個，教育機構會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危機，就是教育機構的老師和領導者，如果說話在意識形態方面出了問題，就會很麻煩。新東方通常在意識形態方面很注意，在課堂上宣揚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什么？因為新東方的年報名學生是175萬，如果新東方在意識形態方面出現問題，則會直接影響中國的安定團結。 
　　第三個是知識產權的危機。總而言之，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認為一個企業至少要用十年來奠定自己的地位，然后用一百年樹立自己的品牌，因此我今后的方向就是努力提升新東方的品牌。 
　　李蘭：您覺得中國的企業家如何才能更好地贏得未來？ 
　　俞敏洪：中國企業家贏得未來要抓住五點，第一，要抓住國家的大政方針，因為中國是一個國家政策強勢的國家。如果你不理解國家方針，自己亂做，那么一定會出事情。第二，我們希望國家本身保持政治環境的穩定。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維持政策環境的穩定，使中國老百姓有一個長久發展的安定的心態。第三，企業家本身必須面向未來，擁有眼光。我發現現在很多企業家把自己企業的股份賣掉以后，拿出錢買所謂的抄底股票。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關注企業做法的行為，也是一個不值得提倡的行為。第四，一定要謙虛地向其他的企業學習。第五，一定要把保護地球、保護環境、防止全球變暖的全球意識以及人類生存意識放在自己頭腦中。如果能做到這五點，我相信中國包括中國的企業家都能夠戰勝金融危機，取得最終的成功。 
　　李蘭：最后一個問題，您對那些夢想成為企業家的朋友最想說的一句話是什么？ 
　　俞敏洪：先確立良好的價值觀，再去做事情，不要為了賺錢去做事情。 
　　李蘭：謝謝分享，今天的收獲很大。

個人檔案 
　　俞敏洪，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全國青聯常委、全國政協委員，被媒體評為最具升值潛力的十大企業新星之一，20世紀影響中國的25位企業家之一。 
　　俞敏洪出生于1962年10月，高中就讀于江蘇省江陰高級中學，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其間患病(肺結核)休學一年，1985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留校擔任北京大學外語系教師。1991年9月，俞敏洪從北京大學辭職，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辦學校從事教學與管理工作。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創辦了北京市新東方學校，擔任校長，從最初的幾十個學生開始了新東方的創業過程。 
　　截至2000年，俞敏洪在教育過程中共出版了數本英語教學與學術著作，其中包括《GRE詞匯精選》(學生稱為“紅寶書”)、《GRE詞匯逆序小辭典》、《英語詞根詞綴記憶大全》、《英語現代文背誦文選》等。 
　　俞敏洪勵志類著作包括《永不言敗》、《生命如一泓清水》、《新東方精神》(策劃)等，主編了《英語我愛背單詞》光盤、《英語GRE詞匯大突破》光盤、《GRE模考》光盤、《GMAT模考》光盤等。 
　　企業檔案 
　　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NewOrientalEducation&TechnologyGroup)成立于1993年11月16日。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已發展為一家以外語培訓和基礎教育為核心，擁有短期語言培訓系統、基礎教育系統、職業教育系統、教育研發系統、出國咨詢系統、文化產業系統、科技產業系統等多個發展平臺，集教育培訓、教育研發、圖書雜志音像出版、出國留學服務、職業教育、新東方在線教育、教育軟件研發等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教育科技集團。2006年9月7日，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教育機構。截至2010年12月，新東方已在全國設立了41所短期語言培訓學校、5家產業機構、2所基礎教育學校、2所高考復讀學校、2所幼兒園以及1家職業培訓學校，累計培訓學員近10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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