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列為今后3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首。圍繞風險防范和化解，過去一年來相關部門出臺了系列政策文件，介入市場交易鏈條，干預風險形成過程，阻止風險無序聚集，取得了較好效果。但市場在適應管理風格轉換的同時，也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需要通過有效引導，使市場和政府形成合作博弈，減少政策執行層面摩擦，真正防控風險。

　　通常所謂監管和被監管之間的“貓鼠游戲”，屬于非合作博弈的典型表現。在利益和目標相互影響的非合作博弈中，如果只考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必然對其他參與方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若這種博弈橫亙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摩擦成本不斷增大，勢必阻礙政策目標的實現。實際上，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也存在合作空間，存在合作博弈選擇。合作博弈重視合作后的收益分配，將使博弈雙方均受益，不會產生“誰受損、誰受益”問題。現實生活中，市場與政府之間大多處于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之間，非合作博弈并不常見。應該看到，防控風險既是監管目標，也是被監管者的底線要求，市場與政府能形成最大公約數。類似防控風險而產生監管與被監管之間的博弈，完全有可能被納入合作博弈的范疇，這就需要監管者能夠有效引導市場形成良性預期，推動被監管者順應監管政策導向自發調整，成為防控風險主體。

　　但現實中，推動市場與政府形成防風險的合作博弈并非易事。市場運行有其自身邏輯，市場已經累積了足夠力量，市場主體道德風險高企，如此種種都可能會改變博弈格局和力量，增加博弈的非合作成分。在防控風險過程中，部分市場主體往往會漠視現實風險，認為“這次不一樣”，從而主觀上拒絕調整，客觀上也不愿意放棄風險收益，寄希望于監管會網開一面，卻明顯背離了監管目標。

　　這些年來，我國金融領域亂象較為突出，非合作博弈影響不容忽視。金融分業監管固然存在套利空間，但若金融機構以監管套利為目標進行非合作博弈，將會成倍放大并集聚金融風險。影子銀行的興起，就與部分金融機構挖空心思進行監管套利不無關系。資產管理業務無序發展，各種通道業務盛行于金融市場，資產管理產品嵌套和違規操作層出不窮，也主要是因為這些金融機構并未順應監管政策導向規范運營。同業業務原本服務于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目標，但相當多金融機構卻將其作為資產規模擴張的手段，甚至通過同業存單續做委外投資進行資金套利，加劇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互聯網技術為傳統金融業務提供了全新的服務模式，提高了金融展業的效率，但部分機構卻假借互聯網金融名義，大肆開展非法集資。部分地方金融領域風險持續聚集，這與地方層面防控風險的責任未嚴格落實有密切的關系。以上種種情況充分表明，非合作博弈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監管套利，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場運行的風險。

　　在防控風險大目標下，引導市場與政府之間形成合作博弈，既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在全面掌握風險底數情況下，加強市場溝通，引導市場主體形成合理預期，政策措施力度合適，盡可能避免引發市場利益格局過度調整;也需要市場主體主動落實防控風險的責任，深入研究宏觀大勢和政策走向，順應政策導向及時調整業務結構，努力減少風險聚集。當前，基于政府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和金融機構內在控制金融風險動力，使得統一資產管理業務規則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度合作博弈。雖然還可能對統一資產管理業務規則的具體細節存在分歧，對某些條款還有些爭議，但市場主體要求改變過去資產管理業務監管規則不統一、市場競爭不公平狀況的愿望幾乎是一致的，這與金融監管當局防止資產管理業務風險聚集、維護金融市場公平競爭、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也正基于這一邏輯，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已在調整，金融市場與金融監管的良性互動也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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