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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東京 出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我的教學講稿》是中央黨校副校長王東京教授對中國經濟發展研究的階段性總結。王教授長期從事教學，這使得這部講稿很“耐看”，很有說服力。然而，這本書卻并不是教材，寫作思路以問題為導向，從學理角度闡述分析中國最近十幾年來主要的經濟熱點問題，提出了不少極富建設性的見解。

　　如今，如何正確認識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幾乎是每個經濟學者都要回答的問題。好奇的讀者如果看了王教授的答案可能會很“失望”，因為他的回答是：既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又要尊重市場規律。不過讀了他的分析后相信各位會釋然的，因為王教授的看法既有學理分析又有政策建議。以產業政策為例，政府對資源配置發揮作用通常是利用產業政策，而我國試圖消除產能過剩的產業政策卻效果不彰。從學理分析上看，王教授認為產業政策之所以難以達成目標，一是全球化后市場需求瞬息萬變，產業政策跟不上市場變化；二是受利益驅動，地方政府對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行業紛紛給予優惠，而對要抑制的產業卻存在消極應付，甚至暗中予以保護的現象。對此，他提出了三條政策建議：一，嚴格限定產業政策的調控范圍。政府應重點針對國家安全、自然壟斷、公共品（服務）以及高新技術四大領域制定產業政策，對一般競爭性行業，則放手讓市場調節。二，產業政策既要體現政府導向，但也要限制政策優惠。中央政府的意圖應主要通過財政投資去實現，而不是讓企業吃偏飯。優惠政策不僅會妨礙公平競爭，而且地方政府為爭取中央政府的優惠往往會鼓動當地企業一哄而起，造成產能過剩、產業政策失靈。三，實施產業政策要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盡可能少用或不用行政手段。比如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關、停、并、轉雖然見效快，但行政調控一刀切，處置不當也會產生不少后遺癥。若改用市場機制，如通過碳排放權交易也一樣能減排，效果異曲同工，可成本卻大不相同。

　　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王教授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他看到了新發展理念的努力方向，講出了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方法。在論述“創新發展需要怎樣的體制安排”時，他先從概念上對“科技創新”加以辨析。他當然并不是要摳概念，而是因為這概念事關國家的科技投資體制。人們通常以為，“科技創新”是“科學與技術創新”的總稱，而王教授認為這樣的看法不準確，因為技術可以創新，而科學不能創新；科學揭示的是規律，規律只能發現，不能改變。比如圓周率，科學家只能發現，卻不能創新。科學研究不同于技術研發，技術研發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償轉讓；而科學研究成果則是某個理論原理，沒有商品載體，不可能通過市場交換取得直接的回報。所以，政府應該資助科學研究。比如圓周率人們經常用到，但不會有人買圓周率。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資助科學研究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科學研究成果屬于“公共品”。而與科學研究不同，技術研發是可以創新的。對此，王教授提出，政府不應資助所有的技術創新：國防軍工技術與高新技術事關國家安全與國家競爭力，其創新成果通常不能轉讓，此類創新政府應該投資；而一般民用技術研發與國家安全無關，其創新成果又可有償轉讓，政府對這類創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務，而讓研發機構面向市場籌資。對創新發展的另一難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他直率地指出，科技成果轉化難是由于科技主創人員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轉化的收益。據此他給出了兩個辦法：改革科研院所的“事業”身份，讓其自立門戶成為真正的企業；讓科技主創人員享有專利轉讓的部分收益。

　　“中等收入陷阱”，如今幾乎已成了經濟學者的“必答題”，而王教授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經濟下行”一章中則坦率地質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他查閱了相關文獻，發現眾人皆說中等收入存在陷阱，口口相傳，卻未見有哪位學者給出過論證。那些簡單的分析都不能令人信服，而用一個有待論證的“理論命題”給中國經濟下判斷，未免草率。他認為，雖然中等收入國家的工資成本比低收入國家高，但技術水平也比低收入國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國家技術水平不及高收入國家，可工資成本也相對低。所以，與低收入國家相比，中等收入國家在技術上具有優勢，而工資成本與高收入國家相比具有優勢。因此，中等收入國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國GDP基數大，增速放緩不足為怪，與“中等收入陷阱”無關，是特定時期的特殊問題。若硬性將這些問題與“中等收入陷阱”掛鉤，不僅會庸人自擾，而且會誤導決策。

　　如何應對高房價，王教授竭力提倡“照顧低收入者住房，補磚頭不如補人頭”的觀點。這其實是早些年北方某地級市的嘗試。事情要從經濟適用房說起。王教授做過一些調查，發現人們對推出經濟適用房的初衷與實際效果距離很大。其一，政府補貼開發商建經濟適用房，由于限制了賣價，開發商要賺錢，就會千方百計壓低成本，導致建材以次充好、工程偷工減料。結果，消費者花盡畢生積蓄，買的卻是豆腐渣房屋。其二，由于經濟適用房有政府補貼，賣價低于市價，有盈利差價，自然需求者眾，這樣就會產生由于供少求多，政府雖設了門檻，但仍很難做到完全公平的問題。其三，一個城市，若涇渭分明地把窮人與富人分開，會是怎樣的局面？至少有一點，貧困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要受影響。西方國家有的城市有過窮人區，結果貧富更對立，社會矛盾更激化。其四，建經濟適用房是由政府劃定區域，不論在何處上班，子女何處就學，要購買經濟適用房就得搬進指定地點。這不僅給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對原本緊張的城市交通無異于雪上加霜。

　　把“補磚頭”改為“補人頭”，具體說，就是把過去補貼開發商建房的資金，作為“購房券”補給低收入者。至于低收入者拿這筆“錢”買房還是租房，何處買房或何處租房，則把選擇權完全交給消費者，由市場定房價。這不僅可降低行政成本、杜絕腐敗，而且還能擴大補貼面。這樣既可賦予低收入者租房的選擇權，又可以盤活住房租賃市場。據報，從前年起，華南某地級市的保障性住房也已從實物保障形式向發放房租補助為主的保障形式過渡。王教授相信，會有更多地方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