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財稅體制改革按照預算、稅制、財政體制的順序依次進行，這與實際情況不適應。應當將三者視為整體，以財政體制為主體，以預算改革、稅制改革為兩翼的方式來推動整個財稅改革，達到“一體兩翼”的效果。

　　以財政體制改革為主體，特別需要進行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的改革，理順各級政府的職責。在財政改革中，中央與地方的這種財政關系，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矛盾和問題，所以它必須排在首位，做整體的謀劃。

　　劃分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時，會涉及中央政府各個部門與地方的關系，哪些歸中央、哪些歸地方。這同時涉及中央、地方的本級支出，以及轉移支付。各部門的職責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計算部門預算到底要花多少錢，中央與地方就可以更好地規劃清楚。否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可能錯位，事權紊亂。

　　地方政府“缺錢”不能從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來考慮，而應該從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分配考慮。我們現在說支出，地方支出占比達到85%，幾乎每年提高一個點。在這種情況下，要有一個多大的地方稅體系才能支撐地方的支出責任?如果按照這種支出情況來“補償”，這意味著85%的稅收要交給地方，中央收入占15%就夠了，這就會使上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的成果毀于一旦，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要解決這一問題，應該讓更高層級的政府來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也意味著中央要履行更多的事權。目前我國事權調整的特點是，部分決策權下移，部分執行權上移。適合交給地方決策的事情，更多地將決策權下放給地方;通過上收部分事項的執行權，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的支出責任，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減輕地方政府的支出負擔。

　　應該說，在推動財政體制改革，劃分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過程中，實際上就能反推預算改革和稅制改革應該改革的地方，前者也為后者提供了目標和方向。

　　財稅改革不是單兵獨進，它需要與其他改革相聯系，國際、經濟、社會的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改革的效果。我認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點沒關系，但不要停下來。要避免“驢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進了一步，但最后又繞回來，這樣浪費了時間，也造成成本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