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稱，財政部調整了部分處室機構設置，單獨設立個人所得稅處。這則消息，也再次引起了輿論對個稅改革進展的關注。

　　與此同時，媒體又報道了另一則消息，按照現行稅制，如果月薪達到8萬元以上，亦即百萬年薪，年繳納個人所得稅將達40多萬元，邊際稅率高達45%。對此，高收入者也很有想法，認為稅負偏重。

　　那么，45%的稅率，對高收入階層來說，是不是稅負偏重呢，為什么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邊際稅率更高，最高者達到55%以上，高收入者卻反應沒有那么強烈，實際稅負也沒有我們重呢?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在抵扣方面，有著很多能夠讓高收入者接受的東西，如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都可以在稅前扣除。自然，高收入者需要繳納的稅收就會減少，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也能增強了。相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繳納，實行的是硬繳稅、軟抵扣，亦即扣除的范圍很窄、扣除的內容很少，尤其是住房、教育等對高收入人群影響較大的方面，沒有能夠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得到體現。因此，也就形成了貢獻大者享受不到相關的社會福利，也得不到應有的權利，當然會引起高收入階層的不滿了。

　　不僅如此，現行的社會財富調節手段，更多的還是局限于勞動所得，而沒有擴大到非勞動、特別是資本所得。也就是說，通過勞動獲得百萬年薪，需要繳納45%的個人所得稅，而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的收入，則可以免稅，或者少繳稅。顯然，這也是不公平的。再加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沒有有效的控制手段，也就使個人所得稅仍然是“工薪稅”的代名詞。所不同的是，按照目前掌握到的信息，繳納者的重點從中等收入人群轉向了高收入人群。縱然如此，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仍然難以得到充分體現，社會財富分配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說，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強調提低擴中抑高，特別是通過個人所得稅抑高，本身并不存在問題，也是個稅改革必須堅持的目標。高收入者，理應在稅收方面多做些貢獻，從而使社會財富分配更趨合理。前提是，必須以公平托底，用公平來規范社會財富分配。完全把個人所得稅寄托于起征點、稅率等方面，在制度設計方面也只關注這些方面，而忽視抵扣，也是很難真正體現公平的。而住房、教育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有“公共福利”之含義，特別是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投資，而政府投資則主要依靠納稅人。如果在納稅方面貢獻大者不能享受相對較多的服務，也就會損害公平。而這里所說的公平，又不能在學校的選擇、班級的選擇、老師的選擇等方面開口子，自然，也就只能在個人所得稅的抵扣方面下功夫了。所以，如何通過分類改革，把可能影響公平的因素消除掉，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所出臺政策的效率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顯然，在新一輪改革中，必須在關注起征點、稅率等同時，把如何推動分類改革，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也納入到個人所得稅抵扣范圍，以此來推動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公正性，是非常重要的。

　　個人所得稅改革除了在制度設計、制度安排等方面需要更加體現公平、用公平托底之外，在其他的配套改革方面，也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推進，否則，社會財富分配就會成為翹翹板，個人所得稅體現公平了，其他方面沒有跟進，又出現了新的不公平。特別在資本時代已經到來，投資者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的收益越來越多，甚至大大超過勞動所得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對資本所得采取相應的調節機制，將資本市場所得也給以相應的稅收，就會使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從而讓更多的人放棄勞動去追求資本。為什么近年來出現比較嚴重的資本撤離實體經濟現象，原因不僅僅只是實體經濟運行困難、效益大幅下降，還有實體經濟的負擔太重，特別是稅費負擔，與資本市場相比，明顯偏高，投資者當然不愿意從事實體產業了。

　　所以，個人所得稅改革不僅需要在制度上完善、制度上突破，也要在配套改革方面跟進。其中，公平是個稅改革能否實現目標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