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研究幸福感的。但是，放眼全球，當繁榮與平等愈發成對立之勢，財富愈發向少數人集中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以提升人類幸福感指數為天職的經濟學家跑哪兒去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回答了這個問題。當安格斯迪頓的名字被宣布之后，很多人點頭稱是：意料之外，但應該是他！

　　諾獎授予迪頓先生的意義在于，引導人們把目光投向全球財富在分配上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的貧困化，引發各國反思在提升國民幸福和減少貧困人口方面的行為和政策得失；而迪頓基于實證和計量的研究方法對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是一個啟發和鼓勵。

　　迪頓給人們最深的印象在于對微觀個體的計量研究，在方法論上給當下現實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各國在推進經濟復蘇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時，應考慮到微觀層面的飽和度。經濟復蘇要創造有效需求，但是不能單純地通過量化寬松這樣的政策。當前各國央行都在利用寬松貨幣政策來幫助企業和消費群體解決債務融資問題，卻沒有關注到，世界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更多來自微觀層面，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這導致由于市場需求不足而造成企業家投資動力不足。這不是宏觀資金成本的問題，而是消費者沒有足夠資金去消費。如果在實施政策時沒有注意到微觀層面的問題，會導致一邊是流動性過剩，一邊是經濟運行乏力，造成資源浪費，貧富差距更大。

　　另一方面的啟示在解決全球貧困化問題上。這既是有關人類的尊嚴和平等問題，也牽涉到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今年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收官之年。據說目標提前完成，但目前全球仍有7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之下。就像迪頓所說，我們并沒有走出貧困的森林，對于地球上許多人類來說，情況糟糕極了。

　　此間經濟學界在總結迪頓對于貧困研究的方法論上認為，他對于貧困的研究確實是獨到的，主要表現在，他作為微觀計量經濟學家，對微觀數據的分析，特別是住戶調查數據的分析。他的研究報告清晰揭示出，個體數據的研究對于揭開綜合數據模式之謎來說是多么重要。而這些，恐怕正是眼下中國學者或智庫對貧困化的研究所缺乏的。雖然一些學者開始付諸實踐，但目前對于中國貧困個人和家庭的研究不足，一個重要原因應該仍是真實微觀數據不足導致的。

　　需要強調的是，迪頓還提出，一個國家要擺脫貧困，要靠自己，特別是政府。他認為，政府和社會、政府和民眾之間要建立一個互相溝通、互相信任的機制，能夠為民眾提供一個優質的公共服務渠道。在這番論述中，迪頓曾夸贊道，中國獲得外部援助是很少的，但中國的脫貧速度卻是非常快的。

　　但應當看到，我國還有7017萬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距離2020年的截止期限目前僅剩6年。在這個過程中，各級政府如何提供一個優質的公共服務渠道，是一個現實課題。就在迪頓獲獎同一天，國家審計署曝光的廣西馬山扶貧事件讓我們對扶貧的艱巨性有了更深切的感觸，對于一些基層政府能否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不得不產生質疑：馬山縣認定的扶貧對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該縣將收入低于國家標準2272人認定為脫貧。這個事件從反面說明，為貧困者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渠道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