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強調，要高度重視發展方式的轉變，以解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這些矛盾既體現在經濟結構方面，能源環境方面，也體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投資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衡。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投資率平均為37.8%，2003年到2010年投資率連續八年上升到40%以上，2010年達到48.6%的歷史高位。最終消費率在上世紀90年代平均為60%，2007年到2010年連續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為47.4%，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
第二個，國際收支失衡。由于中國長期依賴出口導向戰略，導致了貿易依存度過高。2010年中國繼續保持雙順差局面，全年經常項目順差3054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2260億美元，國際儲備
資 產 增 加4117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長18%，到了今年6月底，外匯儲備達到31975億美元。由于美國債務危機惡化，美元可能長期處于貶值的趨勢，這樣中國的外匯儲備面臨巨大的危險。
第三個失衡是產業結構失衡。中國的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
D P增長，由于拉動G D
P增長的捷徑是投資重化工業，所以制造業的發展偏快。同時由于現代服務業，包括醫療、教育、金融、保險、交通、通訊等行業，有的是政府壟斷，有的存在過度行政管制，導致有效供給不足，造成服務業比重過低，第三產業比重長期徘徊在40%左右。
另外，資源約束現在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在2009年，中國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
D P總量，卻消耗了約全世界46%的鋼鐵，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石油天然氣，進口的鐵礦石原油占本國用量的70%和51.3%。G D
P單位能耗中國是日本的7倍，是美國的4倍。中國有118個資源型城市，其中44個已經被國務院認定為資源枯竭型城市。按現在的發展方式搞下去，不用下一代，我們這一代人自己就會看到有很多資源枯竭。
還有環境污染問題。宋曉梧說，我搞過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北京現在肺癌的發生率比上世紀80年代翻了將近5倍，增長超過460%，跟環境污染有直接關系。碳排放量中國現在也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除了經濟結構方面，能源環境方面，當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社會結構方面。和經濟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社會問題更嚴重。去年年初的時候，中國社科院發表了中國當代社會結構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15年以上，社會結構不協調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社會結構問題搞經濟學的人原來討論的比較少，研究經濟的人對中國的情況一般比較樂觀，認為經濟發展平穩，20年內G
D
P保持8%-9%不成問題。研究社會學的人則普遍認為當前社會矛盾已經積累到了一個很危險的程度。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出了好多報告，它們的判斷往往比搞經濟學的人看得更嚴重一些。
宋曉梧說，歷史上真正大的文明由于環境資源約束使文明不可持續的案例比較少，多數文明在某一個階段的繁榮過后，都是由于內部的矛盾造成了發展的中斷。就從中國自身的歷史來看，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開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很輝煌，但是這幾個朝代最后都終止了，既不是由于沒有了資源，也不是由于污染了環境，而是由于自身的社會結構出了重大問題。
從國際上看，羅馬帝國強盛了多年，最后垮臺也不是因為資源環境問題，而是它的社會結構出了重大問題。前蘇聯，資源儲備豐富，現在俄羅斯等國家還在到處出口能源，環境也比中國強很多，解體的原因就在于內部問題。
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草根階層受到侵害以后，他們的利益誰來保護，他們的意見能不能反映出來。很多資源環境問題是和社會問題緊密相連的，國內工廠大量排污，礦山深挖造成沉陷，地方政府認為不在它的管轄范圍之內所以不管，結果老百姓沒人管，草根意見總反映不上來，直到鬧成大事，群眾堵了省政府、市政府，問題才得到解決。
具體在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方面，宋曉梧重點談了三個大的關系緊張。第一個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今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出現了低于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的趨勢，城鄉差距略有縮小，從過去的3
.33或者3
.31比1縮小到了3比1左右。盡管如此，3比1的城鄉差距在全世界就算不是最大的，也是很大的了。而且這個比較用的是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屬于一次分配的范疇。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更重要的在于再分配作用發揮不夠。
再分配的作用很重要，從國際上看，英國通過教育和醫療的現金補貼，將國內的基尼系數從一次分配的0
.52降到了0.31，美國也是利用各種社會項目把一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縮小了20%左右。而中國的情況是再分配很可能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本來一次分配后城鄉的收入差距是3倍左右，但是如果算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以及一些公共支出轉移的話，差距可能擴大到5-6倍。
第二個，土地財政問題。當前由于地方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的生財之道。土地問題導致了大量的群體性事件。更主要的是土地財政導致了大量失地農民，有的研究說是中國現在有4000萬失地農民，有的說是5000萬，總之失地農民問題現在已經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三個，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方面，中國一直處于總量不足，結構失衡的狀態。比如說民眾反映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現象，就反映出政府在醫療、教育、保險、養老、失業救濟等領域提供的服務還是不足的。應該說在“十一五”的后期和“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中國各級政府對民生的投資在大幅度的提高，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并且把游離在制度之外的人順利融合到社會公共保障之內，仍然是中國需要長期面對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