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引致的公共風險

　　社會保障是一個復雜的制度體系，一方面，它化解了公共性消費風險，避免了公共性消費危機對經濟、社會的沖擊，另一方面，它也引發了新的公共風險。一般而言，有三個方面，即道德風險、過度保障風險和剛性風險。

　　道德風險
　　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就是道德風險。
　　政府通過強制性手段實施的社會保障能夠有效地避免逆向選擇，但不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風險。只要風險與利益存在不對稱關系，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因此，道德風險存在于任何一種社會保障制度當中。

　　過度保障風險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工業化國家，特別是北歐福利國家逐漸出現了社會保障危機，一方面是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日益龐大，入不敷出；另一方面，這些福利國家的企業負擔愈益加重、成本提高、積累不足。社會保障支出過高，制度缺乏效率所導致的公共風險——經濟增長放緩、經濟脆弱性加大——已經有所擴散。因此，社會保障水平要量力而行。
　　國內、國際文獻中關于社會保障水平問題的研究很多，例如，有學者(穆懷中，1998)根據老年人口、失業率等參數，運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提出了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定模型，并依據此模型測定我國現階段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上限為26.16%。要找到一個最優的社會保障水平也許難以做到，但關注一定時期社會保障的經濟承受能力卻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使社會保障水平保持在經濟承受能力的范圍之內，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的前提條件。

　　剛性風險
　　社會保障水平具有剛性，只能調高不能調低，保障基線一旦上去，往回調往往引發巨大風險，這使得社會保障水平越來越高。如果起點過高，或者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過快，超出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一旦形成騎虎難下、進退維谷的態勢，財政風險、社會壓力、經濟衰退等公共風險就會接踵而至。倘若維持不斷增長的保障水平，就必須增加稅收，對經濟增長、就業產生負面影響，還有可能引發社會矛盾。但如果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其政治風險更大，嚴重時可能會造成政府更替。
　　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嚴重沖擊了英國的經濟，而此時已經經過幾十年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又成了英國的一個沉重包袱。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上臺。撒切爾和保守黨政府試圖通過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以擺脫經濟困境。從1979年開始，陸續削減了一系列福利開支，這樣的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改革“引起了工人的普遍反對，引發了罷工浪潮。撒切爾政府在負擔沉重的社會保障制度面前舉步維艱，該政府也在1990年的大選中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