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帶來的紅利
“大多數的經濟謬誤都源于一個認為這個世界總會存在一種美好東西的傾向——一部分人肯定能以與另一部分人相同的代價獲得這種東西。”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國，從19世紀初期開始，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平均達到了每年1.9%。若使用“70法則”(一種價值增加兩倍的時間大體上等于70除以它的增長率)，我們看到大體上，每36年生活標準就會增長一倍——差不多相當于在人的一生中，生活標準會出現4倍的增長。
這種增長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經濟的增長能夠幫助解決大量的其他發展挑戰。如果美國的GDP每年的增長速度要比現在預期的增長速度提高1%，那么到2033年，美國人的財富將增長5萬億美元。如果GDP的增長速度比現在只快0.5%，那么美國的預算問題將在不改變政策的情況下得以解決。當然，過慢的增長將會使填補財政赤字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說要在新項目的開發上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實施減稅政策。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驅動了人均GDP的增長？這個增長部分來自更多資源的投入和使用，但大部分則來源于固定水平的投入能夠帶來更多產出的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說是生產率的增長。反過來說，生產率的增長來源于科技創新和技術成果。
生產率提升的速度在20世紀中期是非常快的，具體時間是在20世紀40-60年代，也就是在以電力和內燃機在汽缸內的點火為特征的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
1987年，羅伯特·索洛本人也注意到了這種下降——它好像與計算機革命的早期階段重合。他最為人熟知的評論是：“我們看到計算機時代來臨了，卻沒有看到生產率數字的增長。”1993年，埃里克發表了一篇評論生產率悖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他評論認為，那時的計算機產業還僅占到經濟份額的一部分，只有到了像IT這類的通用目的技術真正發揮影響力之前，大規模的填補式創新才會有需求的土壤。之后，他又對一些個體公司的IT應用和與生產率相關的數據進行了更詳細的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它們之間有很大的相關性：IT的“鐵桿”使用者要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擁有更高的工作和生產效率。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效率的提升愈發明顯，足以覆蓋整個美國經濟，從而帶來了一場普遍的生產率增長大爆發。雖然這次提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在經濟學家們仍把最主要的因素歸結為IT的力量。
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生產行業生產率的飛速增長最為明顯，但21世紀初期，所有產業領域的生產率增長甚至更快——當此前飛速增長的紅利擴散到更多、更寬泛的行業之后。就像早期的通用目的技術一樣，計算機的力量完全具備影響和它們本行業遙不可及的行業的能力。
總體上，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美國生產率的增長甚至超越了高速增長的20世紀90年代，當然也超過了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的增長速度。
今天美國的勞動者要比以往任何時期的生產效率都要高，但認真看最近的一些數字，你會發現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在2000年之后的5年里，生產率的增長是比較明顯的。但2005年之后，生產率的增長就沒有那么強勁了。
最近生產率的減速，部分原因來自經濟蕭條及其后遺癥的影響。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導致了消費者信心以及財富的崩潰，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需求縮減和GDP增長的下降。雖然技術行業的蕭條在2009年6月就終結了，但正像我們在2013年寫到的，美國經濟的運行仍遠低于其能達到的潛力水平——失業率是7.6%，而產能利用率是78%。在這次蕭條期間，任何計量標準，包括產出的數量(比如勞動生產率)，至少都會臨時性的走低。事實上，當你回過頭來看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初期，生產率并不僅僅是增長的減緩，實際上是連續兩年的下降——這是最近的蕭條時期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對增長持悲觀主義態度的人士在20世紀30年代要比現在更容易聽到相同的聲音，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卻是20世紀生產率增長最快的時期。
對這一次生產率大爆發的解釋是，當通用目的技術被引入之后，我們經常首先會看到生產率增長的延滯，之后才是生產率的高速騰飛。在一波又一波填補式創新的推動下，電氣化所帶來的紅利延展了近一個世紀。現在，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數字化通用目的技術仍然顯得不夠深刻。不過即使摩爾定律創造的神話就此終結，填補式創新也能再次延續數十年，并且能夠持續不斷地促動生產率的增長。然而，不像蒸汽機和電力，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技術將持續地以令人吃驚的指數級速度增長，這種能量將在完美的數字化世界里不斷地被復制，組合式創新也將從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當然，路并不是一直平坦的，我們仍然沒有擺脫商業周期的宿命。但數字化時代紅利的基本規則已經成形，它超越了我們所經歷過的任何一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