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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收復未來

最后一次見沃克·珀西時，我跟他討論了颶風。那是1988 年8 月，正值暴風雨多發的季節。我南下新奧爾良，因為共和黨人正在那召開全體會議。珀西委婉地告訴我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請我去看望他。在一個周二上午，估計應該沒什么新聞，于是我偷偷溜出《時代周刊》在共和黨全體大會的工作區，沿著龐恰特雷恩湖（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東南一湖，位于新奧爾良以北）堤道驅車前往他的住所。
　　我們一起午餐，吃著豬頭肉凍，喝著波旁酒，席間他提出了一個理論：颶風即將來襲之前是人們最開心的時刻。他解釋道，當你日復一日過著單調平凡的生活時，就會患上一種被稱為“倦怠”的小病，那是一種游離在外的絕望，覺得自己不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也不與世上其他人有任何交集。你被隔離，被孤立。但是，如果颶風即將來襲，就不是這種情況了！所有人都變得專注起來，而且緊密相連，置身其中。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也會去做。但當大水退去、大地開始復原之后，那種倦怠之感又會悄然而至。
　　那天我下午3 點才回去。上了堤道后，我打開收音機，才知道喬治·布什挑選了丹·奎爾作為自己的競選伙伴。當時我是《時代周刊》的國內新聞編輯，因而同事們正四處找我——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手機。我因為沒有事先告訴我的上司去了哪里而身陷麻煩，但我沒有后悔，因為那是我最后一次見沃克·珀西。
　　我想，2005 年的卡特里娜颶風是珀西理論的一個反例。它的破壞如此巨大以至于即便大水退去多年后，那種隔離和倦怠之感仍未回來。事實上，卡特里娜颶風使生活在新奧爾良的人們置身其中，并相互聯系。危難過后是敏銳的創造力，同甘共苦的經歷培養了人們的集體感。這個城市仍然充滿誘人的挑戰，吸引著來自這個國家各地的年輕人，以躲開倦怠感和每日單調平凡的生活。
　　我在拿破侖大街一個叫布羅德莫的居民區長大。那是一個多種族混居地區，位于新奧爾良的中心。這里種族融合的情況類似于新奧爾良的其他地區：白人和黑人住在同一街區，但到了晚上，他們各自去不同的街角酒吧——經常是在街道的兩端。黑人酒吧外面掛著一個杰克斯啤酒的巨大招牌，而白人酒吧則打著迪克西啤酒的廣告。在我待過的其他地方，比如波士頓、亞特蘭大、華盛頓和費城，那里的上層階級傾向于認為自己擺脫了種族偏見，事實也普遍如此，他們的鄰居卻總有一種種族和階級隔絕之感。種族混居區既有摩擦又有友誼——這樣的地方為數不多，而新奧爾良老城區是其中之一。
　　我仍舊記得自己第一次意識到“種族”這個概念時的情景。當時我6 歲，和堂兄艾倫還有他家的黑人女管家及其兒子走在奧杜邦公園里。艾倫想去公園里坐旋轉木馬。突然，我想起了那個旋轉木馬門上的一塊指示牌，上面寫著“白人專用”。在那之前我從沒有認真想過那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試著說服其他人不去玩旋轉木馬，但沒有成功。到那之后，我們看到了那塊指示牌，知道自己不能進去。有好一會兒，我們都默不作聲，一動不動。那時的痛苦至今仍困擾著我。
　　我越來越相信，由這個小鎮種族多樣性而產生的文化和種族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諸如布羅德莫街區、崔迷街區、中心城、馬里尼街區和愛爾蘭海峽街等種族混居的居民區觸發的觸電般的興奮感——是創造力的來源。我家附近的瓦朗斯街上有一個私人酒吧瓦倫西亞，那里是年輕白人預科生經常出沒的地方，也是歷史悠久的黑人家族和有色克里奧爾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內維爾兄弟——他們把一首鄉土音樂取名為“新奧爾良”。長大后我們不再去瓦倫西亞，而是去真正的酒吧。我們去了密西西比河旁邊的拿破侖大街上的提皮提納酒吧，那里是諸如內維爾兄弟、約翰先生、長發教授（Professor Longhair）和鋼琴師艾倫·托塞恩特（Allen Toussaint）等新奧爾良鄉土音樂大師的殿堂。
　　我們還經常去切平透拉斯街的F&M Patio 酒吧。一天晚上，我們花了好多錢去聽著名爵士樂歌手艾瑞莎·富蘭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演唱會。演唱會上聚集了新奧爾良人，種族混雜，熱情洋溢。唱到第二首歌時，我的朋友斯坦芬妮·布魯諾小聲告訴我：“那不是艾瑞莎·富蘭克林。”我沒理會她。過了一會兒，斯坦芬妮用更大的聲音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于是，我悄悄走開了。很快，斯坦芬妮開始對周圍所有人宣揚她的觀點。隨即人們開始嘀咕。“那個白人女孩說的沒錯，”人群中有人這樣喊道，“那不是艾瑞莎。”突然那個歌手急忙跑下舞臺。原來是這個場地的租戶設下的騙局。但我們最終未能把錢要回來。
　　我是玩著單簧管長大的。雖然我從來沒成為明星，但我喜愛爵士樂。我經常坐在法國區的典藏廳的前排，聽威利·漢弗萊和他的兄弟珀西的演奏，然后回家練習他們改編的《麝鼠漫步》和《圣徒們》。我和湯姆·薩科頓（Tom Sancton）是好朋友，他是我從小玩到大的伙伴，我們一起上大學，一起在《時代周刊》工作。他的單簧管吹得比我強多了。著名的喬治·劉易斯十分看好他，甚至在他的葬禮上親自為他演奏。當威利·漢弗萊和珀西·漢弗萊的樂隊在紐約巡回演出時，湯姆邀請他們到我在曼哈頓南部的小閣樓上參加一個即興演奏會。
　　拿破侖大街之所以給人種族混居的感覺的原因在于，充滿活力的黑人酒吧和下等酒館歡迎白人小孩，也不實行“18 周歲以下不許喝酒”的禁令。克萊本大道有一家梅森阿美里卡納汽車旅館。那里既有汽車旅店式房間，也有休息室，最經典的是有杰曼·巴扎（Germaine Bazzle）和紳士爵士樂特色的貴賓室。低俗一點的是弗雷烈街的西爾維亞酒吧。凌晨3 點，單簧管和薩克斯演奏者詹姆斯·里弗斯（James Rivers）總會準時出現在那里演出。還有街頭音樂表演。在狂歡節那天，我們會早早起床，跟隨在齊步前進的黑人樂隊的后面。他們在列隊行進時就像印第安人——內維爾兄弟的親友團就被稱作“瘋狂的切平透拉斯”。接著我們趕上蜿蜒前進的祖魯（非洲一民族）列隊。那是種族的狂歡，嘲笑著陳舊觀念。
　　老居民區仍是種族混居，我隨父母搬到了市郊，越來越多的人從老居民區搬至市郊。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公路的落成和按揭貸款的流行促使郊區居民樓大范圍擴建。新奧爾良也開始在城市邊緣規劃居民區。在那里住的要么幾乎是白人，比如觀湖社區；要么幾乎是黑人，比如低九區和新奧爾良東部。這些地方大多位于低地，有些甚至在海平面以下。這不是偶然。19 世紀的人們很聰明，知道要把房子建在高地。到了20 世紀50 年代，還沒開發的主要是一些低地了。因此，當卡特里娜颶風來襲、防洪堤被沖毀時，這些居民區首當其沖。
　　颶風過后幾個星期，我接到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的電話，她想請我擔任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副署長。我不認識她，因而對這個提議感到驚訝。我向她表明，雖然我把新奧爾良當作我的家鄉，但現在我住在華盛頓特區。但她說住在華盛頓恰好對恢復工作有利，因而我接受了副署長一職。我乘坐飛機到達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吞魯日，在這位州長官邸的草坪上登上一架國民警衛隊的齊奴克直升機以便巡視新奧爾良和其他被淹沒的教區。受災情況如此嚴重，我甚至擔心人們是否會回到這里。
　　但幾周后我再去時，一些頑強無畏的飯店如迎春花般重新開張了。飯店里擠滿了人，他們想見見那些和自己一樣勇敢歸來的人。那里的氛圍活躍融洽，感覺就像颶風來襲之前那種使沃克·珀西感到愉快的聚會。我去了昂伯萊恩，法官喬安·克萊文格（Joann Clevenger）正在開庭。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斯坦芬妮·布魯諾現在負責資源保護中心的恢復工作。還有作家朱莉婭·里德（Julia Read），她那被波旁酒熏過的嗓音和那像極了塔盧拉赫·班克海德 （Tallulah Bankhead）的性格足以使災難變得富有戲劇性。那天晚上，我們一邊喝著薩澤拉克雞尾酒（一種有苦味, 加苦艾酒的威士忌雞尾酒），一邊探討吸引其他人回來的方法。最后，我們一致贊成在新奧爾良舉辦一場派對。我們邀請了爵士樂手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加入這項計劃，并把派對時間定在1 月（下個月）的馬丁·路德·金紀念日，作為一系列活動的一部分，并將在杜蘭大學正式重新開學時達到高潮。
　　溫頓說他周五在卡內基音樂堂（美國紐約有名的演奏場所）的演出一結束就會過來。我不知道他討厭乘飛機。所以周六當他從亞特蘭大北部的公路打來電話時，我才意識到他乘坐的是樂隊的演出車。那個派對和其他相關活動的來客很多，會場十分擁擠，因為所有人都想聽聽或者分享故事。溫頓吹著號角，即興演奏，突然他的一席話把派對推向了高潮：“回家真好，”他說，“尤其是在危急時刻回家，因為艱難時機迫使我們回歸根本，而沒有什么比家更根本的了。”
　　杜蘭大學的新生聽眾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過去5 個月里，他們被疏散至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現在他們表現出了渴望接受挑戰的精神。“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那些本能地跑回正在燃燒的大樓去施以援手而不是逃跑的人深深震撼了我。同樣的，這些卡特里娜颶風過后選擇回到杜蘭大學的學生也屬于那一類人——他們喜歡迎接挑戰和服務別人，而不是待在某個平靜的內飛地，念更舒適的大學。在我寫過的多本傳記里，我曾經試著反思優秀的領導才能所具備的要素。卡特琳娜颶風過后，有個形象分外明顯，那就是杜蘭大學的校長司各特·考恩（Scott Cowen）。他堅定冷靜，總是那么幽默樂觀。鎮上有些人退縮了，甚至逃跑了，但考恩把這次危機看作一次機遇。杜蘭大學不僅成為小鎮重建的主要動力，還在重建過程中把自己改造成這個特殊地區的獨一無二的大學。2009 年，將近4 萬學生申請了這所大學，人數之多，空前未有，它還組建了一個入學成績名列全國前茅的班級——當然，學生中兼具勇氣、動力和冷靜品質的人數也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多。我不知道考恩騎在一匹駿馬后面揮舞帽子會是什么樣子，但我們必須修建一座司各特·考恩雕像，安置在1815 年拯救了這座城市的安德魯·杰克遜的雕像的旁邊。
　　颶風之后，在我首次回到新奧爾良時所乘坐的那架直升機上，我坐在志愿者薩拉·厄斯丁（Sarah Usdin）的旁邊，她曾是“為美國而教”（美國一個招募優秀大學畢業生到貧困中小學任教的志愿者項目）的一員。她的眼中噙著淚水，但很明顯，她不打算逃離這場危機。“為美國而教”不僅組建了一支年輕教師團隊，還成為領導才能的源泉：它的很多校友陸續成為教育企業家、教育管理者或者教育實踐主義者。薩拉就是一個例證。在乘坐直升機巡視后的當月，她創立了 “新奧爾良新學校”組織，以支持那些希望回到新奧爾良開辦特許學校 的人，同時創造新的教育機會。
　　薩拉的工作得到了新學校事業基金會的支持。這個基金會是金·史密斯（Kim Smith）在我現在工作的阿斯彭研究所擔任亨利王室獎學金研究員時發起的項目。每年夏天，這個基金會都會在阿斯彭研究所召開一次教育企業家會議。它在2006 年7 月決定幫助重建新奧爾良教育體系。有些人一開始擔心這個任務太重，無法完成。當時我爭辯道——或許言辭太過激烈，如果他們不愿意接受這樣的挑戰，那么他們應該去找一個輕松的活兒，比如去管理一家投機性投資公司。
　　與會者認為他們需要一位新奧爾良“港務部部長”（本意為監督和執行港口管理條規的官員）以吸引相關組織、投資者和學校管理者。我們邀請了馬特·坎德勒（Matt Candler）加入。考慮到馬特已經在紐約市出色地幫助了很多特許學校負責人，而且他們夫婦剛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小孩，所以我想讓他擔任這一職務有點強人所難。但當我們的談話一開始，我就意識到他很樂意南遷。新奧爾良正在成為學校改革運動的磁場。它為創造全新的城市教育系統提供了機會。所以，對于任何熱心于教育事業的人來說，放棄這樣的一個機會無異于放棄在阿金庫爾戰役 中與亨利五世并肩作戰的機會。渴望搶占先機的還有另一個與會者，即喬恩·施努爾（Jon Schnur），他是新學校新領導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旨在招收和培訓校長，使他們能勝任市內學校的工作。喬恩興高采烈而且意志堅定地領著他身懷六甲的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南下新奧爾良。與“為美國而教”一樣，喬恩的協會在新奧爾良的成員人數由最初的126 人激增為500 人，差不多翻了4 番，成為這個曾經飽受人才流失之苦的小鎮的智囊磁場。他們招募工作開始的第一周里，10 個空缺崗位就收到了200 份申請函。
　　這些改革者已經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學校系統，作家保羅·圖赫（Paul Tough）在《紐約時報》里將之稱為“一種與眾不同的教育前景，改革中一次激進的試驗”。多于60%的學生進入特許學校。這些特許學校都采用公開招生方式（也就是它們不能專挑最好的學生）。學校根據教師的工作表現聘用或解雇他們。家長可以選擇他們希望孩子就讀的學校。學校經費主要來源于學費，因而那些招生人數少的差學校將不得不縮小規模甚至以關門倒閉告終。很多特許學校把每天課時延長到了8 個多小時，學年也延長到10 個多月——這是改善教學成果的兩個顯著方法，致使那些非特許學校出于競爭需要也延長了上課時間。部分出于這個原因，每個年級和科目的測試成績在過去3 年里都有明顯提高，四年級英語里有人得了滿分11 分，八年級英語里有人得了滿分16 分。
　　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署長諾曼·弗朗西斯（Norman Francis）是澤維爾大學的校長——澤維爾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天主教大學，位于我老家附近。我在《皮卡尤恩時報》上班時曾負責報道市政廳的工作，當時我就認識了諾曼。那時他是某個市委員會的主席，下班后經常載我回家。有一次，我在羅馬的一條街上和他不期而遇，他邀請我參加天主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為一個修女施行的福禮儀式（天主教宣布死者已升天堂的儀式），那個修女曾經幫助創建過很多學校，澤維爾大學就是其中之一。坐在教堂后面的長椅上，我驚嘆于諾曼和保羅二世是如此相似：他們從頭到尾都是那么得體和謙遜。
　　盡管出身貧寒，諾曼很早就成為這個城市的黑人和克里奧爾人中的精英分子。路易斯安那州重建署的每項工作都涉及種族問題，而諾曼在這方面很照顧我。最典型的一件事是關于被毀的低九區的重建工作。那里以前主要住著黑人。我認為把黑人遣回那里的做法是不對的，因為那里不僅地勢低于海平面，而且防洪堤要到2012 年才有望建成。我們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即買下那里的房屋財產，推出“新居”刺激政策以便把以前住在那里的居民重新安頓在鎮上比較安全的地方。在一次會議上，一群白人社區規劃者以及一些來自低九區的黑人吵吵鬧鬧，反對這個提案。正當我要開口說點什么時，諾曼碰了碰我的手臂，說：“讓我來處理這件事。”他深情地解釋了使每個人有家可歸的必要性，但又指出那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把家建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民主黨積極分子唐娜·布拉澤爾是我在20 世紀70 年代的新聞線索提供者。當時她也出席了那次討論會。她把話說得更加直白。當時她雙眼盯著那些白人社區規劃者，說道：“你們可以舉家搬到低九區，但休想把我的家人送去那兒。”
　　事實證明，一個與時俱進的解決方案是正確的。低九區中高于海平面的地區（主要是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圣十字架地區）的重建工作做得很好。來自全美各地的大學生到這里清理、修葺獵槍房。在圣十字架地區的北部，沿著工業運河的地方已經建起了棟棟新樓。那些樓房漂亮宜人，是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正確行事基金會”和大批由他引進的建筑師共同修建而成的。相反，這個居民區的低地則回歸為自然景觀保留地和濕地，居民們享受鼓勵政策，搬到這個城市安全的地方。務實和常識戰勝了政治權威，這正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愿望。
　　當某個全市規劃提案提議要把我的布羅德莫居民區——它在此次颶風中嚴重被淹——改造成公共用地時，我更加體會到一些低九區居民的心情。布羅德莫居民區的所有居民——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團結在一起。多年前，我的父母幫忙建立了“布羅德莫居民改進協會”。這個協會的宗旨是成立一個種族平衡的組織以保持這個居民區的種族多樣性，而不是清除這里的白人或黑人。現在這個協會有了一個更加關鍵的全新使命：拯救這個居民區，使之不至于被遺忘。任何種族差異都被擱置一邊。在我家院子里，人們發起了一次集會，會上滿是爵士樂樂隊和小吃攤，這場集會繼而轉到拿破侖大街。我們的鄰居，前鎮長穆恩·蘭德里歐也出席了此次集會，還有拉脫亞·坎特雷爾（LaToya Cantrell），她是一個快活熱情的黑人婦女，時任布羅德莫居民改進協會會長。
　　布羅德莫居民區不僅得到拯救，還成為重建工作的典范。颶風過后不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資深教授道格·阿勒斯（Doug Ahlers）來到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家中。他說哈佛可以舉辦一系列研討會以便將專家技術傳授給那些重建工作者。我有點唐突地回答道，哈佛的專家大可到新奧爾良親身參與重建工作，而不是僅在遠處傳授專家技術。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道格和整個哈佛專家團隊果真南下來到新奧爾良，其中一些人（在我的鼓勵下）選擇了布羅德莫作為他們援建的居民區。隨即有一支來自巴德學院的學生分遣隊加入他們。這群學生的服務熱情與鼓勵他們到此的校長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一樣高漲。
　　2009 年新年前后在我回新奧爾良的途中——可能是我在卡特里娜颶風之后第20 次回去——我終于不再擔心這個城鎮會不會完全復原了。我和妻子住在杰克遜廣場的一所公寓里，公寓的陽臺俯瞰密西西比河和那個曾經我向她求婚的防洪堤。我注意到這個小鎮的傳統特色——那種熟悉的聲音、氣味和味道——大多已經回來了。兩個世紀以來使新奧爾良成為國際十字路口的新奧爾良港已經正常運作。白天和黑夜，我都能聽到頂推船繞過阿爾及亞時發出的聲聲鳴笛，船開出時一聲鳴笛表示左舷– 左舷拐彎，兩聲則表示右舷–右舷拐彎。法國區擠滿了人，加拉特瓦餐館（新奧爾良有名的餐館）里到處都是老朋友和熟悉的服務員。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和瑪麗·瑪塔琳（Mary Matalin）難以抑制心中的喜悅，已經搬到杜蘭大學附近美麗的房子，成為鎮上的啦啦隊隊長和知識分子里的中流砥柱。在展覽中心的賽馬跑道上，修繕一新的俱樂部會所看起來有點太過干凈冷清，但我相信情況會得到好轉。在拿破侖大街上，提皮提納酒吧恢復營業，正在演奏長發教授的歌曲。瑪拉勒、卡薩門托餐廳也恢復營業，并開始推銷牡蠣。沿著拿破侖大街再往前走一點 ，就是我們的老家。我的弟弟和弟媳已經翻新了房子，只留下前門的幾個油漆字母“FEMA”（那是聯邦應急管理局的首字母縮寫，是國民警衛隊首次到這里，即加利福尼亞州第五大道時記下死亡人數為零的記號），將之視為此次颶風的唯一遺產。
　　這些新奧爾良的老居民區與我發表在《時代周刊》上的“如何再創奇跡”一文所希冀的情況完全相符。但使我驚喜的不是舊事物的回歸，而是新事物的到來：一批又一批革新者、企業家和富有創造力的年輕人在新奧爾良這張畫布上描上新的筆畫，正如舊畫重現。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也在新奧爾良長大，是畢業于紐曼中學的最成功的作家，著有《說謊者的撲克牌》（Liar’s Poker）等書，他比我出色。他告訴我，在卡特里娜颶風之后，新奧爾良有機會重拾它在19 世紀末期的創業精神。當時年輕的商業領袖正在創建新奧爾良棉花交易所，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還為它畫了一幅畫。我當時想他一定是瘋了。但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如今，一個世紀前主導新奧爾良商業的棉花和咖啡交易所的幾個街區之外是一棟被鑒定為“受保護建筑”的大樓，以新村主義的蒂姆·威廉森（Tim Williamson）為首的新興公司已經接手并將之整修一番了。現在這棟樓容納了來自全美各地的企業家們開辦的小公司。
　　現在新奧爾良的種族多樣性更加明顯。不僅黑人和白人都已經回來，它還迎來大批越南人和西班牙人。在我的布羅德莫老居民區仍是黑人和白人各半，但現在那里還開了一些由越南人開辦的海鮮店。
　　卡特里娜颶風到來前夕，我就開始尋找一種方法，以便探索新奧爾良的創造力，并歌頌它植根于當地文化多樣性的特點。我向來認為最好的方法是通過人物敘述。主題人物很容易挑選，那就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具創造力的天才之一，早我半個世紀在我的布羅德莫居民區長大，但他過著與我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通過在街頭巷尾賣午報——而我是通過寫報紙文章——攢下一分一毫。他被父親遺棄，母親是一個自顧不暇的妓女。當他還是一個小男孩時，就因為開槍而被捕。一個法官判他進入有色人種流浪兒之家。當我們在重建布羅德莫居民區小學時，所有人——包括學校董事會成員——都不知道這所學校是以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命名的。當我在閱讀有關阿姆斯特朗被捕的檔案時，我注意到那個當年宣判他的法官的名字——安德魯·威爾遜。當時我猛然一驚。威爾遜是一個白人法官，曾幫忙為黑人兒童修建學校，也是他把小阿姆斯特朗送往流浪兒之家的，阿姆斯特朗正是在那兒學會了短號。
　　100 年前，新奧爾良的所有音樂元素共同作用，使阿姆斯特朗一舉成名：行進的銅管樂隊、出殯列隊、至今仍在剛果廣場回響的節拍、凈化他母親的教堂的福音、有色克里奧爾人領導的復雜交響樂、斯特利維爾（美國新奧爾良紅燈區）的拉格泰姆（爵士樂的一種風格，1890~1915 年在美國流行的一種音樂）鋼琴節奏、位于街角的下等酒館里巴第·鮑頓（早期新奧爾良爵士樂巨匠之一）的新興爵士樂、剛搬到鎮上的種植園工人所唱的藍調，甚至那些從美西戰爭中歸來、演奏或典當掉號角的軍隊樂隊的到來。此外，他還從一個小時候收容他的猶太家庭那里學到了不少俄語催眠曲。這是多么豐富的結合啊！阿姆斯特朗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展現了新奧爾良的文化多樣性和創造力，我希望今天他可以成為這些理念的守護神。盡管他生平坎坷，但他總是樂意取悅別人，不覺得兼任演藝人和藝術家有什么不好，而且他深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他是對歷史和我們這個世界的巨大不幸——那種根據宗教、人種和種族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的部落主義——的鞭笞。
　　技術和媒體可能惡化或改善這種部落主義。有了這么多信息，一些人可能傾向于把自己封閉在由與自己思想相近的人組成的意識碉堡里。他們守著自己喜歡的電臺，找出那些強化自己偏見的新聞主持人的節目，或者潛伏在與志同道合之人共享的博客圈子里。但在另一方面，好的敘述故事可以把我們團結在一起，激發共有的情感和根本價值觀。正如沃克·珀西所說的，只要對隔絕和疏遠做出診斷，就有利于醫治它們。故事敘述和新聞業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共同的立場——我早期的英雄之一安東尼·盧卡斯（J. Anthony Lukas）就根據波士頓廢除種族歧視斗爭而給他的一本書命名。這正如我們這個國家最早建立的城鎮都有一個下院，背景迥異的人們可以在那兒一起探討問題、交換理想。
　　本杰明·富蘭克林對美國的最大貢獻是，他對跨越部落主義、提倡多元化的重要性的強調。他逃出極具排他性的波士頓清教原教旨主義而來到費城。（當時如果質疑占上風的正教就意味著要被迫搬出波士頓到羅德島或者其他地方居住。）在那里，不同宗教信仰和種族背景的人學習如何相處。在他的一生中，富蘭克林為費城的每一處教堂捐過建設基金。有一次，費城正在建設一座會堂以收留巡回傳教士。富蘭克林寫了一紙公文以募集資金，宣稱：“即便是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司派出教士給我們傳教，他也能在這里找到一個布道壇。”臨死之前，他已經是費城首個猶太教會會堂的最大捐贈者。所以在他去世時，為他送葬的不僅是他的牧師，而是費城全部35 名牧師、傳教士、神父和猶太拉比一起為他送行。同樣，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歌頌了那種豐富了這個社會令人愉快的多元創造力。那種情感見諸于我們的敘述故事，也體現在他的歌里，比如《西域藍調》（West End Blues）和《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超越部落主義、強化種族多樣性的社會紐帶是我們今天的一大挑戰，此事從古至今，概莫能外。在寫這本書時，我認為那些追求寫作生活的人還是有一席之地的，而且我希望將來也是如此。我相信，好的敘述報道和文章通過講述故事——那些故事與我們相關，并能激發出我們共有的價值觀和情感——使我們回歸共有的人性。在最佳的狀態下，通過富蘭克林式的鼓勵我們歡迎不同的思想所帶來的歡樂，以及阿姆斯特朗式的敲響能引起我們共鳴的樂章，它們還能幫我們找到共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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