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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引言我眼中的寫作生活

我曾被邀請為《華盛頓郵報》寫一篇名為“寫作生活”的文章，這讓我頗為猶豫。像我這樣的紀實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小秘密，那就是，我們不認為自己是名副其實的作家，至少不是那種適合反思“寫作生活”的人，記者出身的作家尤其如此認為。我那13 歲便成為人氣作家的女兒，以她的見識和文學自信一語中的地指出，我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個記者加傳記作者。對此我“供認不諱”。
　　1974 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力于在中東穿梭外交。在一次執行外交使命時，他在專機上和同行人議論起時任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和時任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夫人（Golda Meir）等領導人時說道：“作為一個教授，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歷史是由很多客觀因素推動的。”但他又說：“不過從現實狀況看，你會發現很多名人對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我也一直認為客觀因素和人為力量對歷史的塑造作用是平分秋色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喜歡當記者，同時也是一名傳記作家。因此，本書的各個章節都與人物相關，將講述這些人物如何思考，他們為什么極具創造力，他們又是如何影響歷史的。
　　我曾在《時代周刊》供職多年。該周刊的創始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有一條簡潔的工作指令：讓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來講述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他總是以某個人（而不是某個話題或某個事件）的肖像照作為雜志的封面。成為編輯之后，我也嘗試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有人讓我推倒重來，我也不會放棄這種做法，甚至還會更加鄭重其事。有些自以為是的批評家指摘《時代周刊》過分突出人物，每逢此時，盧斯都會回應道，《時代周刊》這樣做并非首創，《圣經》才是這一做法的鼻祖。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通過人物故事傳遞思想、普及價值觀和講述歷史的。
　　我對富于創造力的人物尤為感興趣。我說的富于創造力不僅指聰明。作為新聞記者，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聰明人。事實上，聰明人比比皆是，但他們無足輕重。一個人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富有想象力或者創造力，那是一種跳躍性的思維，是一種能以全新的視角看問題的能力。比如，1905年，歐洲那些最有學問的物理學家試圖解釋一個問題：為什么無論人們以何種相對速度運動，光波總是勻速傳播。瑞典伯爾尼專利局的一名普通職員憑借自己在腦海中設想的實驗創造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光保持勻速運動，但隨著人們運動狀態的不同，運動時間并不相等。正如愛因斯坦后來指出的那樣，“想象比知識更重要。”
　　我見到的第一位真正作家是來自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沃克·珀西（Walker Percy）。他的兩部作品《看電影的人》（The Moviegoer）和《最后的紳士》（The Last Gentleman）都快被我翻爛了，但每次重讀時，作者高深的哲思和昔日的風采總會使我肅然起敬。他住在伯格灣邊上，那是一條像河灣的河流，河水緩緩流經我的家鄉新奧爾良的龐恰特雷恩湖。我的朋友托馬斯是沃克的侄子，于是他就成了我們這群小孩的“沃克叔叔”。我們常去他那兒釣魚，去抓正在曬太陽的海龜，用水橇滑行，或者與他的女兒安打趣玩鬧。當時我們還不清楚沃克叔叔究竟是做什么的。他曾經學過醫，但從未給人看過病。其實他每天都宅在家里工作。安說他是一名作家，但直到他的第一本書《看電影的人》得到認可后，我才突然意識到原來寫作也可以是一種謀生手段，和當醫生、漁民或者工程師沒什么兩樣。
　　沃克是一位非常溫和的紳士，他面色平靜，仿佛看破紅塵，眼睛卻總是在微笑。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和他待在一起，追問他當作家是什么感覺。他給我看他自己尚未出版的文章，我全神貫注地讀著那些文章，而他則在一旁小口飲著波旁酒，似乎對我一本正經的樣子感到很開心。后來我注意到他的小說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更確切地說，那些小說傳達了許多玄妙的宗教信息。不過，當我要他闡釋個中含義時，他卻總是笑著拒絕。他說，路易斯安那州出兩種人，一種是傳教士，另一種是作家，還是當作家比較好。
　　這句話也成了我當作家的準則。我生來就不是什么評論家或者傳教士。雖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自己從不確定那些想法是否正確。《圣經》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假借人物之手說教的力量，它還告訴我們講述（即按時間順序講故事）的魅力。不管怎樣，畢竟《圣經》有著世界上最好的開頭：“起初……”與那些乏味的說教章節相比，《圣經》里面的寓言、敘事和故事有意思多了。
　　20 世紀50 年代，人們有一點知識便會志得意滿，中產階級生活之風勁吹，我的父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真算得是有學問之人了。他們不僅訂閱了《時代周刊》和《周六評論》（Saturday Review），還是“每月讀書會”的成員。他們閱讀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約翰·岡瑟（John Gunther）的書。后來當他們覺得我和弟弟的年紀足夠大，能夠從《大英百科全書》中獲益之時，就毫不猶豫地給我們買了一套。我們住在新奧爾良的中心地段，那個地方充滿了異國情調，古往今來，一直魚龍混雜，很多人頗具藝術天分，至少也是個偽藝術家。鎮上各團體之間往來熙攘，碰撞出了火花，偶爾也有些摩擦，但更多是愜意地交流。這些都是創造性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我喜歡爵士樂，曾學過單簧管，還曾經供職于幾個俱樂部，這幾個俱樂部都因簧樂器樂師喬治·劉易斯（George Lewis）和威利·漢弗萊（Willie Humphrey）這樣的人聞名。在發現一個人也可以靠寫作謀生之后，我便開始頻繁出入新奧爾良老城“法國區”中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從前造訪的地方，或坐在沙特爾街的拿破侖劇院的一個角落里寫上一篇札記。
　　這些都是虛榮做作的表現。幸運的是，后來的新聞工作讓我摒棄了其中某些做法。上高中的時候，我在新奧爾良的《國家新聞報》（States-Item）謀得一份暑期工作，這份下午報的影響力堪比當地最大的日報《皮卡尤恩時報》（Times-Picayune，又稱“時代花絮報”）。當時我負責警局司令部清晨5 點巡邏區的新聞報道工作，結果第一天上班，我就發現自己得報道一則最可怕的新聞——一起幼童謀殺案。當我給編輯室主任比利·雷尼（Billy Rainey）打電話報告這則新聞的時候，他近乎咆哮地拋給我幾個問題：遇害孩子的父母是怎么描述自己孩子的？你向他們索要孩子的照片了嗎？當時我嚇蒙了，向他解釋道，因為當時遇害孩子的父母正傷心，我不想打擾他們。雷尼命令道，回去敲門，和他們談談。
　　讓我驚訝的是，孩子的父母居然讓我進門聊。他們翻出了孩子的相冊，一邊擦著眼淚，一邊給我講這個孩子的故事，因為他們希望人們知道這些事情。他們有傾訴的需要。于是我又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新聞工作的關鍵之處在于，要懂得人們需要傾訴。交流過程中，孩子的母親拍了拍我的膝蓋，說：“希望你不介意我跟你講這些。”
　　大約25 年后，我在一個最不可能出現的情景下重溫了當年那一幕。知名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被曝與前女友米婭·法羅（Mia Farrow）的養女宋宜·普列文（Soon-Yi Previn）有染，引發眾怒。伍迪·艾倫邀請我去他的公寓，這樣便可以解釋自己的行為。公寓里只有我們兩個人。我一翻開筆記本，他傾訴的欲望便立刻顯現出來。談話過程中，我曾問過他是否想過這樣的情感關系有些不妥。他的回答注定被載入名人語錄。他說：“心性使然。”聊了一個多小時后，伍迪·艾倫把身子靠過來，說：“說了這么多，希望你別介意啊。”我心想，不，我不介意，我靠這個吃飯呢。做這件事我是有報酬的，而且報酬還相當可觀啊。我想他的心理咨詢師大概也會這樣想吧。
　　駕車北上哈佛的時候，我帶了好多箱迪克西牌啤酒，這些酒全都整整齊齊碼放在我那輛破舊的雪佛蘭老爺車里，這下我就可以像南方小伙子一樣暢飲了；我重讀了威廉·福克納的《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Absalom）和《喧囂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因而我可以假扮書中人物昆丁·康普生（Quentin Compson）卻不至于重蹈他的覆轍。我寫過的文章中最令人難堪的一篇，要數寫給哈佛校報（Harvard Crimson）的那篇有關福克納的傳記了。在那篇文章里，我極力模仿福克納的寫作風格，卻沒想到自己的文章竟那般冗長唆。（哦，對，這篇文章當時并沒有被錄用。）毫不奇怪，我一輩子都沒有受邀加入哈佛校報，卻加盟了幽默雜志《哈佛諷刺文社》（Lampoon）。當時這家雜志社主要以惡搞名人為內容，曾經戲仿世界銷量最大的年輕女性雜志《大都會》（Cosmopolitan），插頁上赫然印著亨利·基辛格的裸體畫。于是，我又學到了一條黃金法則（盡管在實際運用中不很熟練），那就是，拿名人的裝腔作勢取樂比模仿他們更有教益。后來，我又開始搜集材料，講述一個默默無聞的種植園主的生平，這樣做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這個人叫威克斯·霍爾（Weeks Hall），已經過世了。在20 世紀初，霍爾曾邀請多位文學名人和藝術家到家中做客，他把這樣的聚會稱作“庭園小聚”。這種做法讓我知悉挖掘有趣或者有創造力的人的故事帶來的樂趣。
　　那幾年的暑假，我都喜歡回到新奧爾良的家，為哈佛諷刺文社工作。我喜歡開著車隨意駛進某個小鎮，一天內就會遇到很多新面孔，寫出很不錯的報道。我時常要求自己這樣做，有時也會如愿。假如現在我正在面試年輕的新聞記者，很有可能會這么做：攤開一張地圖，任意指定一個小鎮，要他們去那里挖掘新聞，并在48 小時后發給我一篇好文稿。
　　有一次去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我寫了一系列文章，都與拉福什灣沿岸甘蔗種植園佃農的生活有關。我的文章體現出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文風對我的深刻影響，他的書我讀了太多遍了，那些書總是著意煽情，刻意追求文采，但這些小文卻助我在下個暑期找到了一份更有意思的工作。哈里·伊萬斯（Harry Evans）現在是聲名赫赫的作家和史學家，但在當時，他還只是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炙手可熱而又富有革新精神的年輕編輯。在一次演說中，他哀嘆美國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造就那么多艾吉式的作家了。我不假謙虛，把自己所寫的有關佃戶生活的文章簡單整理后，寄到倫敦給他，向其謀求一份暑期工作。我沒有得到回音，很快就忘記了這個無禮的請求。可幾個月后居然有一封電報寄到了我的住處，當時我頗感詫異（即便在今天，這種事情也是不尋常的）。電報上寫著：“愿提供短期實習和湯姆森獎學金。”后面的署名我聞所未聞。不過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來自《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工作邀請函。之所以設立湯姆森獎學金，是因為哈里希望在美國雇到更多像我這樣的人，于是便創立了這樣一個獎學金項目，并以報社當時的老板湯姆森男爵（Lord Thomson）命名。我湊齊路費，買了一張冰島航空的打折機票飛到了倫敦。
　　那是1973 年的夏天，正值水門事件剛剛曝光之時。哈里創立了一個名為“洞察小組”的調查團隊，他把我安排在這個小組，并且誤以為既然我是一個美國人，肯定和196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卓越的前美林銀行策略師伯恩斯坦（Bernstein）有些相似之處。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去蘇格蘭的敦提市調查。該市市長也是蘇格蘭“大城市市長”中的一位，被懷疑是親尼克松派。到機場后，我大搖大擺地向租車前臺出示了《星期日泰晤士報》報社實習證明，卻被告知由于年紀太小，租不了車。我感到十分難堪，又不敢把這件事告訴編輯們，只好搭便車到旅館。
　　接下來的幾天里，我有幸見到了很多當地名人，還與他們溝通。隨后，我胡亂拼湊了一篇雜亂無章的文章，內容涉及多樁土地秘密購買行為以及其根據各分區法律所做的惡意調整等情況。我這篇文章頗令人摸不著頭腦，幾位編輯有些抓狂，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向戴維·布倫蒂（David Blundy）求助。這位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另類的記者了。他的雙眼透著狂野，精力充沛，好像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刺激，讓人覺得他總是在暗暗謀劃著什么；他瘦得皮包骨頭，看起來就像個動畫角色。一天晚上當我們回到旅館的時候，前臺說我們房間里有人。戴維馬上警覺起來，認為那人肯定是市長雇傭的殺手，于是他擺好架勢準備開戰，還大聲喊著讓我去乘電梯，他自己要爬樓梯上去。我感到十分不解，但還是按照他說的做了。我們同時到達六樓。戴維猛地撞開了門，但他向來嗜煙如命，加上剛剛一口氣爬了六層樓，這會兒早已累趴在地上了。那位不速之客原來是電視修理工。一看此情此景，那位修理工東西都來不及收拾就匆忙離開了房間。
　　后來我和戴維合作，報道了北愛爾蘭問題、摩洛哥與西班牙的荒島之爭以及1966 年12 月一幫商人公然違反聯合國對羅得西亞的經濟制裁一事。危險的任務總會讓戴維精神振奮。有一次在貝爾法斯特，他一再堅持去報道一次游行活動，但我寧愿留在歐洲酒店的酒吧里。他說街頭沖突在電視里看似暴力血腥，但隔著半條街觀看其實相當平靜安全，還說當記者就要有一種到現場去的沖動。我們一出門就有一顆炸彈擊中歐洲酒店。戴維說這是給我的一個教訓，當時我對這一點深表贊同。他曾經希望我能從這個教訓中領會真意，但幾年后這位老兄卻在薩爾瓦多被狙擊手的流彈射死，我便隨之放棄竭力探尋這份真意的做法了。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供職的那些日子里，我意識到自己生來就不是伍德沃德或伯恩斯坦那樣的人。我生性待人真誠，所以不愿以探人內心的想法為樂。也許反而正是這個性格使我可以很快結識陌生人并讓他們對我敞開心扉。有一次，我奉命去馬恩島一個名為“夏日勝地”的娛樂中心報道一起失火案。在那次事故中，50 人命喪黃泉，原因是緊急出口關閉，還有其他幾個疏忽之處。最終我見到了這個娛樂中心的股權公司總裁查爾斯·福特先生（Charles Forte）。在談到釀成這起悲劇的過錯時，他非常坦誠，也很無助。那篇報道很成功，但我刻意將他說過的一些話做了輕描淡寫的處理，否則報道還會更精彩。我生來就有的同情心戰勝了我身為一名記者的職業本能。
　　我從哈里·伊萬斯的例子中領悟到，一個記者是有可能做到既勇于革新、善于調查，又能走進調查對象內心世界的。哈里風度翩翩，好奇心強，具有質疑精神，可以說他既做得“市外人”（他是曼徹斯特人），又做得“局內人”（他曾被王室封爵）。總有些事會不時令我對這個道理加深印象。1980年，里根參加總統大選。在為《時代周刊》報道此次大選的第一周內，我寫了一篇文章，該文關注了里根在政治演說中所舉的例子，從稅收水平到樹木如何污染環境等，不一而足。我在文中宣稱里根的演說有很多令人生疑之處。我本以為自己在接下來的一周會被里根競選團的工作人員擋在里根的專機之外，卻未料到自己竟然受邀到飛機上和這位候選人并排而坐。在社會生活中，有一種現象對許多人而言很平常。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的母親曾生動地描述過這一現象：如果她的兒子克林頓走進一間屋子，里面有100 個人，其中99 人擁戴他，剩下那個人與他意見相左，克林頓就會走向那個反對他的人并試圖去改變那個人的看法。我發現亨利·基辛格也是如此。他如同飛蛾撲火，向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飛去，總會情不自禁地要扭轉他們的看法。
　　在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工作經歷幫我贏得了羅茲獎學金，其中部分原因是該獎學金評選委員會的成員多有崇英情結，這一點倒也不足為奇。或許這些人是因為看到某份英國報紙上出現過我的文章才對我有了深刻印象吧。面試定在新奧爾良法國區的一家賓館里。當時我正在享受圣誕假期，在附近一家牡蠣店里剝牡蠣吃，幸好那里的人并不清楚羅茲獎學金是什么。當時我的夢想仍然是當一名“真正的作家”，因此當看到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就坐在評審團席位上時，我感到誠惶誠恐，絲毫沒注意到其他評審員中有一位有何不凡。他是來自阿肯色州的法律教授，當時正準備競選國會議員，但沒有成功。多年以后，這位比爾·克林頓先生竟然還記得當時他問我的問題以及我的回答，這讓我頗為吃驚。他還對時任美國白宮傳播室主任喬治·斯蒂芬諾伯羅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說，如今身為記者的我既然已經知道他是當年的評審員之一，就一定不會讓他好過的。他肯定知道這句話會傳到我的耳朵里，也許他是在利用人的逆反心理吧。不管怎樣，我最后還是得審查《時代周刊》對他第二個任期糟糕表現的報道。但我為他的自傳所寫的書評則反映了我自己對他的看法，那篇書評也收錄在本書里。
　　1974 年，動身去牛津讀書之前，我收到了《華盛頓郵報》暑假實習的邀請函。按理說這個邀請應該算作一個令人難以拒絕的安排了，因為當時水門事件正愈演愈烈，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報業人大有新聞可做。然而當時我仍對“真正的作家”夢癡心不改，于是決定在新奧爾良港口的一艘起重船上當一名搬運工。我異想天開地認為這樣的工作可以為我計劃的《大美國河流小說》（Great American Novel About the River）提供足夠的人物素材，就像當年的馬克·吐溫的經歷一樣。事實上，若我是馬克·吐溫，這個愿望就會實現，抑或早就實現了吧。從那時起，我用過的每一張桌子的左邊抽屜里總是放著我這本未竟的小說手稿。小說以起重船特倫斯號為背景，書中人物包括庫恩船長以及形形色色的船員。每隔十年左右，我就會把稿子拿出來，稍作潤色，再重讀一遍，然后提醒自己，我確實當不了一個“真正的作家”。這個世界有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就夠了。
　　在牛津，我選修了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加上在哈佛主攻的歷史和文學，我已經能勝任記者和傳記作家的工作了，但除此之外，別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在牛津的導師是茲比格涅夫·皮蔡因斯基（Zbigniew Pelczynski），一個充滿活力而又睿智的人。他是一名黑格爾學者，“二戰”時曾是波蘭地下運動的活躍分子。在這里，我再次籠罩在比爾·克林頓的陰影下。皮蔡因斯基給我布置了一項作業，題目是“民主的潛在力量如何在獨裁政權中得到體現”。我很快就把論文寫完并交給了他，但他讀完之后覺得我寫得并不好。原來幾年前他的一名尖子生寫過一篇更好的論文，他還復印了一份給我。他說，你也許認識論文作者。我瞥了一眼作者的名字“比爾·克林頓”，我說不認識。皮蔡因斯基又說，他是阿肯色州人，而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兩個州可是相鄰州啊。而我認為并非所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認識所有阿肯色州的人。如今想來，當時我宣稱一個阿肯色州人都不認識其實是耐不住性子的表現。
　　比爾·克林頓的文章討論了蘇聯民主問題，寫得確實比我的好多了，于是導師這只產自阿肯色州的“寵物”在我眼里也分外招人煩了起來。大約20年后的1992 年，那時我已經是《時代周刊》國內事務版塊的編輯了。有一天，我接到了皮蔡因斯基的電話。他說很多記者都在問他克林頓學生時代的為人，還說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那篇論文的副本給他們。當時我愣了一下。什么論文？我早就忘了那篇文章了。但當我回想起來的時候，我馬上意識到那將是一條爆炸性新聞。毫無疑問，那篇論文里有些話如果被斷章取義，會給克林頓帶來大麻煩，即使全文照登，他也很可能會麻煩纏身，因為當時共和黨人已經在借他的赴蘇留學經歷抨擊他了。這是新聞人的兩難處境：我要不要告訴那位善意的老師把那篇可能剝奪克林頓候選人資格的論文交給記者？考慮片刻之后，我說我不知道他應該怎么做，但如果那是我的論文，我希望他在公之于眾之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見。于是，皮蔡因斯基說他會問問克林頓的意見。
　　另一方面，如果我能拿到那篇論文，《時代周刊》將獲得一個最大的獨家新聞。但我應該這樣做嗎？我拿起電話打給住在新奧爾良的父親，說：“到家里地下室的工作間，在推臺鋸后面的白色抽屜箱里找找，看有沒有一篇比爾·克林頓關于蘇聯的論文。”幾分鐘以后，我父親走回電話機旁，話音里透著失望。原來在颶風卡特里娜之前新奧爾良就發過多次洪水，淹沒了我家的地下室。那個箱子以及里面的東西在其中一次水災中遭到了破壞，我母親已經把它們扔了。我感到有點失望，但另一個我，那個不忍成為一個鐵血無情的新聞人的我，卻舒了一口氣。新聞人的兩難處境解除了。
　　幾年之前，就在克林頓卸任后，我到牛津郡的一間村舍里拜訪了已經退休的皮蔡因斯基。他翻出了一個剪貼本，里面有克林頓的論文，還有一封1992 年貝齊·賴特（Betsey Wright）發給他的電報。貝齊是為克林頓處理負面事件的小組的一員，總是忙碌不已。信中感謝他問了該不該公布那篇論文一事，并極力懇請他不要公布。我重讀了那篇論文，這回發現它真的不錯。于是，我建議皮蔡因斯基復印一份，寄到克林頓圖書館。史學家們應當得到當年那些記者始終沒有拿到手的資料。
　　在皮蔡因斯基的影響下，我開始考慮當一個哲學家。我要當的哲學家當然不是那種手捋長須的哲學家，但至少要在這個領域做點學問。我的牛津畢業論文討論的是約翰·洛克的財產觀，所以我想把它寄給我在哈佛的兩位哲學教授：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和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之所以選擇這兩位教授，是因為他們對洛克財產觀的看法剛好相反，因而他們中或許有一人會覺得我的分析很有意思。從牛津畢業后，我回到美國，分別拜訪了他們，看看誰愿意錄取我為博士研究生。在讀完我的牛津畢業論文之后，他們都表示哲學界沒我也能照常運轉（雖然羅爾斯說話比諾齊克客氣些）。于是我只好回到新奧爾良《國家新聞報》，當時這家報社即將被《皮卡尤恩時報》收購。
　　我奉命去市政廳做新聞報道，這份工作比較簡單。時任新奧爾良市市長穆恩·蘭德里歐（Moon Landrieu）決心整合這座城市的權力結構，于是聘用唐娜·布拉澤爾（Donna Brazile）擔任他的助手兼保鏢。大多數老政客都很反感這個阻止他們接近市長的年輕黑人婦女，但我發覺她不拘小節的舉止反而讓人眼前一亮。我常常從她那打探緋聞和消息，當記者的關鍵就是要發掘像唐娜這樣了解內幕的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那樣的金牌記者就從不透露自己的新聞線人。我支持訴訟時效30 年的規定，當時做過一些相關報道，最精彩的報道中就有幾條來自唐娜給我提供的信息。
　　多虧這份工作，我才能租下斜對著杰克遜廣場的龐塔爾巴大樓的公寓。這座大樓是國有的，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了等候入住的名單上。有一天，市議會主席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名字移到名單的最前面了，還要給我一盞藍燈。剛開始我不知道藍燈是什么東西，他解釋道，藍燈就是警燈，我可以把它放在車子的中控臺上，這樣就能在法國區內非法停車。當時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還談不上有多高尚，于是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慷慨相助。
　　我最終忍痛割愛放棄我的寫作夢，是因為接到一個名叫柯德·邁耶（Cord Meyer）的人的電話。柯德曾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一個秘密部門工作過。他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在牛津讀書的美國學生。后來我才知道他與中情局有瓜葛。他安排他的一個同事在新奧爾良機場希爾頓飯店的游泳池邊對我進行了面試。一開始，面試似乎圍繞著諜報工作展開，后來面試官才強調他們當然不是要讓我成為間諜，而是在總部當分析師。如果一開始他就把話說清楚，也許我會當場答應，這樣的話，這本書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就在同一個星期，我還碰到了一位《時代周刊》的編輯。他奉命從曼哈頓來到新奧爾良挖掘“那邊”年輕的新聞人。當時新奧爾良正在舉行市長候選人選舉。共有12 名候選人，每個人的經歷都十分離奇有趣（其中一人與露絲克里斯牛排館的創始人結了婚，競選時身穿大猩猩套裝，還當場買下了一頭大猩猩送給奧杜邦公園的動物園）。我走訪了所有選區領導，請他們填一張問卷，看看每個候選人在各個選區能得到多少選票。有了這些數據，再加上一點運氣，我準確預測出了12 位候選人每人的得票比例和名次。當《時代周刊》的編輯趕到鎮上的時候，《國家新聞報》正在報紙宣傳欄里大肆宣揚我的偉績呢。于是，這位編輯便極力邀我加盟《時代周刊》，我接受了這個邀請，也就拒絕了中情局的工作。我在《國家新聞報》的最后一個任務是寫一篇專欄，預測選舉最終結果。這一次，我沒有挨個拜訪那些選區領導，因為我自以為對小鎮的情況已經很熟悉了。而那次我錯了，又是一個教訓。
　　我是那位在外游蕩的編輯在“那邊”招募到的唯一一名記者。到達《時代周刊》大廈的時候，我像一匹驕傲的千里馬被領到了大廈的34 樓去見該報的老總赫德雷·多諾萬（Hedley Donovan）。多諾萬說因為現在《時代周刊》有太多人去哈佛或牛津讀書，所以他非常高興他們在“那邊”找到了人。“對了，”他說，“你在哪上的學？”我以為他在開玩笑，便只是笑了笑，沒有作答。于是他又重復了這個問題。那位把我帶到這兒來的編輯緊張地看了我一眼。我咕噥道：“哈佛。”并且故意拉長調子，希望他們把這個詞聽成“奧本”。多諾萬看起來有點糊涂，而后我就被支走了，而且好像再也沒有被這位老總召喚過。
　　后來我發現自己多年來在《時代周刊》結識或共事過的人背景迥異：有出身貧寒的，也有身世顯赫的；有來自鄉下的，也有來自城里的。進入國家級雜志社的我們必須努力忘記自己的出身，我們出席外交關系的會議要比去吃扶輪社（Rotary Club，服務性慈善社團組織）午餐的頻率高得多，這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所以，在我當上《時代周刊》編輯后，組織了一次灰狗長途汽車代步游，沿著舊50 國道進行了為期三周的橫貫美國的旅行。50 國道是美國中部幾十個小鎮附近的主干道。同行的同事中有來自俄亥俄州列車工程師的幾個孩子、一個來自阿肯色州專向窮人租房的房東、一個施托伊弗桑特小鎮住房計劃少年俱樂部的經理、一個密西西比河碼頭工人的兒子、一個來自哈勒姆的家政員，還有一個來自長島的汽車司機。我們去了雞肉加工廠、保齡球館、基瓦尼俱樂部和家長會、圣靈降臨教堂以及幾家實惠的酒吧——這些酒吧平時可以賒賬，發薪日再用現金還賬即可。幾年后，我們又組織了一次類似的旅行。我們從密蘇里的漢尼拔出發，沿著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最后到達新奧爾良。正如《奧德賽》、《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和《66 路》等歷險作品所描述的，如果一個人不停地行走，以陌生人的身份游歷某地，再重新上路或者返回船上，同時把所有的問題拋在腦后，那么他就會產生一種若即若離的感覺，這種感覺會令人神魂顛倒。我想，很多記者和作家都會為那種若即若離的感覺所吸引。
　　在《時代周刊》工作的最初幾年，我被安排在國內事務編輯奧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手下干活。他很聰明，一臉絡腮胡子，總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他先是教給我一條有關新聞的真知灼見，后來又向我展示了傳記文學的真傳，這條灼見和真傳就是，模糊的事實和精彩的細節即使看似微不足道，卻正是一個精彩故事的基本框架和生動逼真的描寫所在。就像普魯塔克（Plutarch）在他的《傳記集》開篇中提到的那樣：“有時候一件小事、一個表情或一句玩笑話，會比幾場最著名的戰役更能向我們清楚地傳遞歷史人物的性格和喜好。”弗里德里希在其一篇名為“俄羅斯有00 棵樹”（There Are 00 Trees in Russia）的論文里闡釋了這個觀點。“00”指的是新聞雜志作 者用“00”或者“TK”作為某一事實的占位符，等著某研究人員填補該空白。
　　弗里德里希在工作之余也寫書。從他身上，我懂得了寫傳記和歷史著作可以作為新聞人工作之余一個不錯的副業。1980 年，我在報道里根大選之時，一幫人突然沖到集會民眾的前面。他們瞪大眼睛，發著傳單，說是要揭露美國東海岸對外政策體制中不可告人的本質。這讓我大為震驚。傳單上畫滿圖表和箭頭，有美歐日三邊合作委員會、外交關系委員會、美國最富有的洛克菲勒家族、暗中玩轉地球的彼爾德伯格集團、美國耶魯大學秘密精英社團骷髏會以及各種金融秘密集團。于是，我請教了一位名叫伊文·托馬斯（EvanThomas）的同事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向來對美國東海岸的情況比較了解，應該能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吧。最后我們決定合著一本書，探討一下這個“體制”，一窺究竟。
　　我們在長島薩格港一間避暑小屋里寫下了書的大綱。我是一個夜貓子，打算點燈熬夜到凌晨5 點，這樣就能在第二天把手稿交給伊文，那時他也差不多起床了，然后下午在海邊碰面。我們一致同意遵循《時代周刊》的核心工作準則，即以時間為順序，通過人物講述故事。我們挑選了6 個人，他們都是這個所謂的“體制”的核心人物，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羅伯特·洛威特（Robert Lovett）、約翰·麥克洛伊（John McCloy）、奇普·波倫（Chip Bohlen）和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我們從大學預科學校、大學俱樂部、華爾街、駐外事務處、冷戰權術和越戰等方面，按時間順序追蹤他們錯綜復雜的生活歷程。
　　我們帶著那本書的大綱來到薩格港的麥迪遜大街盡頭，想把它交給剛成為文稿代理人的阿曼達·厄本（Amanda Urban）。她讓我們再往前走，去找美國最大的圖書出版公司之一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編輯愛麗絲·梅修（Alice Mayhew）。聽了我們幾分鐘的陳述后，愛麗絲馬上就明白了書的大意，并說她一直想要出版一本這樣的書，而且書名可以定為“智者”（The Wise Men）。于是書名就這樣定下來了。
　　我們當時擔心學術界會以這本書太具（或者“僅有”）新聞性而不予理會，于是就開始研究總統檔案，大量參考了被真正的史學家敬稱為“史料”的東西。我們的努力在最初一次采訪里被證明沒有白費。當時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對我們的書多有貶損，說所謂的“權勢集團”純屬子虛烏有。后來，伊文在林登·約翰遜檔案館里找到了邦迪自己所寫的一篇名為“從體制歸來”（Back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的回憶錄。邦迪在回憶錄里詳細記錄了我們所調查的人物的幕后角色，他還催促約翰遜總統在他們中間創立顧問小組，以便為“越戰”服務。
　　不過，我也越發確信，不僅史料研究對撰寫當代史作用極大，新聞采訪工作對此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雖然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洛威特每日寫給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的信件是寶貴的史料，但到了20 世紀50 年代，長途電話交流已經很普遍了，因而這些材料馬上就被諸如“請來電討論老撾問題”這樣的電話“暗號”取代。電話溝通有助于記者一邊采訪當事人，一邊做筆記。
　　在我著手寫亨利·基辛格傳記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我知道檔案館里的文件更多是為了掩蓋內情，而不是出于歷史準確性的考慮。基辛格的助手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就曾透露，基辛格有時候就讓他的幾位助手寫幾個版本的會議記錄：一個交給檔案館，一個交給尼克松，另外一個準確版則留給自己。所以，親自詢問當事人官方文件背后的真相是很有用的。正如基辛格自己曾經指出的那樣：“寫在外交文件上的東西向來就不符合事實。如果當時我對自己現在已經知曉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話，就不會基于官方文件去寫我那篇題為《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的博士論文了。”
　　事實證明，基辛格對我所寫的東西并沒有感到很興奮，而且還讓我了解到他的想法。在讀那本書的兩天里，他口述了好幾封信，指出我有幾個地方寫得“太離譜”了。其中幾封是他那位年輕和善的助理保羅·杰里·布雷默（L. Paul “Jerry” Bremer）從他在派克大街的辦公室親自送到《時代周刊》生活大廈的。（布雷默后來擔任了美國駐伊拉克總督，但這份工作也輕松不到哪兒去。）基辛格曾就此事質問他的好友誰是《時代周刊》的主編，他的好友便是我的上司亨利·格倫沃（Henry Grunwald）。格倫沃對基辛格說他認為我的書寫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基辛格沉默片刻，接著以他那幽默卻不失嘲諷的口吻抱怨道（這種幽默感有時使他顯得平易近人）：“那么你那位年輕記者又有什么權利把我寫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呢？”
　　或許是受到這次經歷的觸動，我在心里告訴自己，下一本書可不敢再寫活人，一定要寫一個去世兩百年的人才行。于是我選中了本杰明·富蘭克林 ，原因是我覺得當今美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兩極分化得越來越嚴重。身為一名開國元勛，富蘭克林幫助其他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場和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案。他意識到寬容和妥協是這個新國家的道德核心。我認為這些理念在當今美國值得提倡。我沒有采用說教的寫作手法，因為我再次感受到敘述故事的方式更能傳情達意。
　　富蘭克林身上有很多東西打動我，其中一點就是他居然是一個勤奮好學、治學嚴謹的科學家。有時我們會把他想成一個在雨中吃力奔跑著放風箏的老兄。但他的實驗引出了電的單流體學說，那可是當時最重要的科學進步。還有避雷針，也是當時最有用的發明。不管是在畫墨西哥暖流還是在記錄植物體結構，富蘭克林都深愛著科學，他認為對科學不感興趣的人就是凡夫俗子。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所謂“受過教育”的人竟然對自己不懂科學或抵觸數學的心態感到心安理得。他們從來都不承認自己不知道哈姆雷特和麥克白兩者的區別，卻會十分爽快地坦言自己不了解基因和染色體、不定性原理和相對論之間的差別。我想要說明的是科學（甚至對于我這樣一個不是科學家的人）是可以富有魅力、富于創造性和想象力的。而傳遞這一理念的最好方式仍然是人物敘述。就此而言，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便是很好的選擇。
　　我們這些寫歷史著述的人手中掌握著各種資料。我們有極具價值的日記，比如美國陸軍部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二戰”期間的日記。但由于年久失修、保存不善，或者當事人害怕戰后受到法庭的傳訊已經將其毀掉，所以許多日記已經找不到了。我們也有私人信件，比如富蘭克林和愛因斯坦兩人的信件合起來就有40 多卷。但在這個電話和電子郵件盛行的時代，這些信件也大多消失了。秘密磁帶錄音在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時代曾一度盛行，但在成功拖垮尼克松以后，這種曾令人滿意的方法也退出了歷史舞臺。今天，決策者們對記筆記、寫真實的備忘錄和發電子郵件等都猶豫再三，因為任何東西都可能被國會委員會當作傳審的證據。我希望我們有辦法說服國會通過一部法律以保護電子郵件及其他類似材料不受侵犯，除非法庭確實需要這些材料去調查某起重刑案件。這樣一來，這些材料就能成為檔案記錄，在25 年后仍可為史學家們所用。但這一點不大可能實現。史學家唯一擁有的新資源就是記者們寫的書，比如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大衛·桑格爾（David Sanger）、簡·梅耶（Jane Mayer）、巴頓·杰爾曼（Barton Gellman）、拉吉夫·錢德拉塞克蘭（Rajiv Chandrasekaran）、史蒂夫·科爾（Steve Coll）、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托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邁克爾·戈登（Michael Gordon）等人的作品。這些記者從這些強大的當局者身上發掘出背后的真相。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如果新聞印刷業和現代報紙運作方式突然崩潰，這些東西也將隨之消失。
　　愛默生曾說過：“所有的傳記都是自傳。”我懷疑自己在寫書的過程中也加進了一些個人的情感因素，寫富蘭克林的時候尤是如此。富蘭克林是一位成功的出版人、記者和商人。此外，他還對科技感興趣，又善于溝通。我敢說他在當今這個信息革命和英才教育時代一定會如魚得水、激流勇進。我的女兒就曾明確指出我在寫富蘭克林的時候實際在寫一個理想的自己。沒錯，我承認這一點，但對于愛因斯坦，又該做何解釋呢？她說我那是在寫自己的父親。確實，我的父親也是一個猶太人。他待人溫和，卻經常感到心煩意亂，是一位敬重科學的人文主義工程師。愛因斯坦是父親的英雄，而父親是我的英雄。我又問女兒在寫基辛格的時候，我又是在做什么。“這個問題就更簡單了，”她說，“你在寫自己的陰暗面。”
　　在我的記者和寫作生涯里，有一個主題總在吸引著我，即技術對我們生活的影響。1989 年，我到東歐報道蘇聯解體問題。當我抵達原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時，被安排住進福臨大酒店。因為外國人常住于此，所以這家酒店是當地少數幾個能接收到衛星信號的地方。有一天，一個女服務員問我介不介意學生下午到我的房間收看《音樂電視》和其他音樂節目。我說當然不介意，并強調自己會早點回來見見這些孩子。可當我進門的時候卻發現他們不是在看《音樂電視》，而是在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當時正在播放的是波蘭的格丹斯克船塢騷亂事件。當時我就意識到這個獨裁政體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終將不能阻止數字時代信息的自由傳播。
　　在看到科技對新聞和寫作的積極作用時，我感到喜憂參半。來到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之初，我看到那兒的記者仍然是先把文章打印出來，再交給排版工人。《星期日泰晤士報》大廈的另外一層樓里有一間屋子，里面有一臺被稱為“新技術”的機器，其實就是能進行自動排版的文字處理機。但排字工人工會阻止這種裝備投入使用。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習慣使用電腦和文字處理機，所以當時我試用了一下這臺閑置的機器。排字工人工會隨即召開了一次“教堂會議”以示抗議和警告，并威脅說他們會在報紙印刷的最后期限臨近時罷工。那是我第一次嘗到報紙行業中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的勒德分子的厲害。
　　20 世紀90 年代初，當時還沒有萬維網，那時我就為諸如Well 論壇那樣的網上社區所震撼了。《時代周刊》后來推出一篇名為《歡迎來到網絡空間》的封面故事，很明顯，我們正在見證媒體翻天覆地的變革。直到那時，信息仍然掌握在那些大公司手里，再由它們傳遞給普通觀眾。這就催生了另一種交流模式，即社交網絡。在那里，參與者可以點對點地創造、分享信息。在我開始負責時代公司的新媒體項目時，我們的團隊已經專注于創建網上社區和論壇，而不僅僅是利用互聯網廉價發行電子雜志了。時代公司聯合幾個兄弟出版社，與CompuServe（原美國最大的在線信息服務機構之一）、非凡公司和當時剛剛起步的美國在線合作，創設了各種各樣的電子布告欄和討論雜志文章的專區。
　　萬維網改變了很多事情。我們不再受限于互聯網通過商業在線服務所設立的圍城。我們可以越來越輕松（也太輕松了）地把整本雜志放到網上。網上社區的概念被降級為每頁下方幾個評論區。用戶不再被視為網上社區的成員；相反，他們都成了瀏覽文章的網上沖浪者。
　　最初，我們還考慮要不要讓用戶為這種特權埋單，但在我們提出網上橫幅廣告這個想法時，麥迪遜大街上那些年輕的業務代表馬上就提著巨額現金蜂擁而至，紛紛表示樂意根據我們吸引到的人數支付相應的廣告費。于是我們相信了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的魔咒，即“信息應該免費，因為當今社會信息復制和發行已變得輕而易舉了”，卻忽視了他的下一句話，“信息要收費，因為在信息時代，沒有什么比時機適當的準確消息更值錢的了”。他這個概念的兩個部分互為矛盾，我們還在為解決這個問題而努力。
　　新技術為這種所謂的寫作生活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可能性。比如，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書可以將自己的所思所想用Kindle 或索尼電子閱讀器這樣的電子閱讀設備制作出來，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字與音樂、圖像和聲音整合在一起。我認為新聞業在這個數字國度里也能繁榮發展。公民記者和博客將極大豐富新聞內容，而傳統意義上的記者則可以從各種新技術中受益。即便是舊式打印技術也可以惠及人類生活。不管怎樣，紙張是一種很好的信息儲存、提取、發行和閱讀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400 年來人類一直把所有信息儲存在熒屏上，那么某一天，當一位現代古騰堡式的人把那些文字和圖像導出來，并將之印刷在設計精美的紙張上時，我們就能在浴缸中、汽車里或者后院中隨時隨地閱讀文字了，那時，我們就會宣稱紙張是一種極好的技術發明，甚至將來會代替互聯網。退一萬步講，我認為作為信息發布的電子形式的補充，紙張既討人喜愛，又十分方便，因而有著持久的競爭優勢。
　　但不管未來怎么發展，我們都不得不回答這樣一個迫切的問題：那些作家（還有影視、音樂、應用程序和新聞等可數字化領域的創作人）將如何在這樣一個數字信息免費復制的時代里生存下去呢？這就是我在考慮所謂的寫作生涯時最大的顧慮；我希望繼續我的寫作生涯，也希望我的女兒和未來的幾代人也能繼續這種寫作生活。
　　自從史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令》在英國創立以來，300 多年來那些從事創作的人就一直處在一種制度的保護之下。在這種制度下，寫書、作文、譜曲、攝影的人都有權從他們的作品傳播中獲利。基于這項版權制度，300 多年來，我們鼓勵和獎賞了各個領域的發明創造，使得人才的智慧財富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此外，這項制度還使各種各樣的人——從沃克·珀西到我本人——可以靠這種所謂的寫作生活謀生。但愿我們的下一代也有機會享受這種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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