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可以讓人覺察不到嗎？
我們的政治辯論始終受制于很多錯誤的觀念，這就讓我們忽略了一些既根本又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棄這些觀念，很多問題或許會迎刃而解。
譬如，不斷膨脹的政府赤字并不總是如我們看到的那般難以解決。單純削減開支本身不足以徹底消除赤字。隨著“嬰兒潮”一代人陸續退休，很多美國人并不愿意接受大規模削減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做法。于是，政府就必須額外增加財政收入。這不需要任何個體作出很多犧牲，但卻要求國會對現有稅制法案進行徹底改革。雖然茶黨及其他勢力一直在憤憤不平地譴責各種各樣的稅收，但事實是，很多稅收確實讓這個國家越來越富有。
對一種行為征稅不僅可以創收，還能抑制這種行為。當然，也有人認為，稅收會限制經濟增長。對有益活動征稅確實會阻礙經濟增長，但這些稅收恰恰是目前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比如說，工資稅會限制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而對儲蓄結余征收的所得稅則會限制投資活動。
對有害他人的行為征稅同樣會限制這種行為。當你開車駛入一條原本就已擁擠不堪的高速公路時，就會增加現有的擁堵程度，從而給其他人造成數千美元的損失（而相對于其他路徑，你選擇高速公路而節省的時間很可能微不足道）；當你購置一輛重型汽車時，很可能會置他人于危險之中，而一輛輕型汽車實際上就可以滿足你的使用要求。
對有害行為的征稅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限制了那些成本遠遠超過收益的行為。
反政府激進派總是煞有介事地把稅收斥責為社會工程，認為他們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我們的行為，左右我們的選擇，并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例如，以減少對進口石油依賴性為目的的燃油稅就一直是他們攻擊的對象。
但這完全是毫無依據的指責，因為任何法律法規在本質上都具有社會工程的效應。懲治謀殺和偷盜的法律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他們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我們的行為，左右我們的選擇，并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就是社會工程。噪音控制、公路限速甚至是紅綠燈和交通信號燈同樣具有這種屬性。社會工程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因為任何狹隘的個體利益都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不可接受的傷害。只有一個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喜歡沒有社會工程的世界。
既然完全禁止是限制有害行為的可行之道，那么，我們為什么就不能接受出于同樣目的的征稅呢？實際上，與法律或規范相比，稅收限制這種行為的成本更低，而且社會危害性更小。原因很簡單，稅收強調的核心在于，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減少個體的有害行為。
例如，排污稅能以最低成本減少排污量，排污者會通過減少排放量降低稅款；同樣，當我們根據汽車自重征稅時，使用輕型車即可滿足自身要求的購車人，就會選擇輕型車。
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不勝枚舉。在我們酒后駕車時，會增加因交通事故而導致他人死亡的概率；吸煙的人會導致他人患上與煙草有關的某些疾病；在我們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時，則會增加因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破壞。
行人不守交規：在羅馬要受罰，在紐約無所謂？
凡是到過曼哈頓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注意紅綠燈。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闖紅燈穿越馬路。而且他們全都當著巡警的面這么做，因為他們知道，雖然法律要求遵守交通規則，可事實上很少有人吃罰單。反之，在羅馬，警察照規定給亂穿馬路的人開罰單，所以該市闖紅燈的人相對較少。這一差異的原因何在呢？
紐約和羅馬兩地的交通狀況，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這一點大概有助于解釋執法上的不同。在紐約，基本上所有道路上行駛的都是汽車和卡車。如果行人竄到汽車前面，他很可能會受重傷甚至死亡，但不會給汽車司機造成什么身體傷害；反之，羅馬的大多數道路上穿梭著自行車和摩托車。在羅馬亂穿馬路的行人，傷著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紐約低，但傷著別人的可能性相對更高。
最后，罰款方法上的差異，似乎和稅收政策的差異存在著間接關系。意大利的油價高，汽車稅高，街上騎自行車和開摩托的人比紐約多，所以，必須對亂穿馬路的人嚴格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