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規也是競爭優勢
如果能自由選擇的話，冰球選手都會選擇在滑行時不戴頭盔。但是，在讓他們對比賽中是否需戴頭盔進行投票時，他們仍支持必須戴頭盔的比賽規則。既然頭盔這么有用，運動員為什么還是不愿意戴呢？為什么一定要用規則來約束他們呢？
不戴頭盔滑行也是一個小小的競爭優勢，這或許可以讓運動員看得更清楚，或是聽得更清楚，或是可以讓他們震懾對手。想到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優勢，自然會讓“可能因此而受傷”這種含糊而抽象的概念顯得無足輕重了。因此，運動員會迫不及待地去承擔這份風險。問題的核心在于，如果所有選手在滑行時都不戴頭盔，那么任何人都不會獲得優勢，而這就體現出了規則的作用。
謝林的分析可以讓我們逐步認識到，冰球選手面對的問題與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我克制或是認知能力不足沒有任何關系，這些都是人們經常用來支持政府干預的依據，而且這個問題顯然也不是出于競爭的缺乏或是無效。相反，這只是一個最簡單的“集體行為”問題。選手們之所以贊同戴頭盔的規定，是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基本安全的環境下比賽。簡單的說服根本就無助于解決問題，比如說在更衣室里提醒運動員頭盔可以減少遭受重傷的危險。他們需要的是規則。
那么，自由主義者指責強制佩戴頭盔的規定剝奪了個人自由選擇權，他們意在何處呢？這樣的指責無異于認為軍備控制協議會剝奪簽署方獨立決定其軍費開支的權利。當然，這也是這種協議的根本目的所在！面對集體行為問題的當事方往往會發現，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得限制自己偏好的行為方式。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中指出，如果以其他方式均無法限制個人行為對他人造成不合理的傷害，那么，限制這個人的行動自由權即是最合理的方式。冰球運動員在比賽中必須佩戴頭盔的規定就符合這個要求。不佩戴頭盔的運動員會使對手獲勝的幾率減少，因而傷害了對手的利益，這樣的結果顯然是對手無法接受的。如果佩戴頭盔的規則會帶來更嚴重的危害，那么，這項規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這完全是一個簡單的行為問題，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問題。
依賴于相對績效的勞動報酬也會誘發導致市場失靈的集體行為問題。例如，在達爾文所描述的軍備競賽中導致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出現矛盾的障礙，同樣可以解釋“看不見的手”為什么不能讓工作環境自然而然地達到最安全狀態。
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從事高風險的工作？
在其他所有因素相同的情況下，一項工作的風險越大，所獲得的勞動報酬通常也越高。這種因果關系可以解釋為如下：由于未安裝安全設備可以為雇主節約一筆費用，因此，雇主有更多的錢可以用作勞動報酬；工人傾向于選擇更安全的工作，因此，如果較危險的工作不能支付更高報酬的話，他們就會選擇較安全的工作。按照“看不見的手”的規范定義，工人愿意接受危險程度較低、工資報酬較高的工作這一事實表明，額外的報酬就是對他們承擔額外風險的補償。
但這種說法依賴于一個假設：額外收入必須以他所能買到的絕對消費品增量來衡量。但是，當工人得到一份更高的工資時，他們還能享受到另一種重要收益：他不僅能在絕對意義上提高消費水平，還能相對于其他人消費得更多。
比如說，大多數父母都想在可能的條件下把子女送到最優秀的學校。因此，一個工人可能就會決定接受一份危險程度更高、同時工資也更高的工作，因為這能讓他們在好學區購買一套房子。但其他工人也會這么想，而且學校的好壞本質上是一個相對概念。于是，假如其他工人也選擇以犧牲工作安全性為代價來換取更高的工資，最終的唯一結果就是共同抬高了好學校所在地區的房價。歸根到底，每個工人的工作環境都變得不再安全，但每個人都無法兌現他們當初放棄工作安全所追求的目標。如同軍備競賽中，在當事各方都購建更多的武器時，任何一方都和以前一樣不安全。
帶有這種動機的工人或許更希望看到另一番景象：盡管所有人都只能拿到較低的工資，但所有人都能得到一份更安全的工作。假如某個工人接受了一份較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不接受這份工作，這個工人就只能把孩子送到較差的學校。要得到預期結果，工人就必須采取集體行為。同樣，簡單的提醒并不能達到這個效果。事實上，僅僅知道個人行為會自行抵消，還不足以消除人們采取這種個人行為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