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由于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國家，金融危機自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市場的失敗，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惡果。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并沒有真正市場化，也沒有實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國自身不僅沒有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照樣高速增長。一時間，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中國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之間大幅度提升，中國政府官員開始教訓起美國人來，否定改革成就的輿論開始有所減弱，但“中國模式”的說法開始流行起來。當美國國會就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4萬億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經全國人大討論的情況下已經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接踵而來，各級政府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投資，數萬億新增銀行貸款迅速流向國有企業，這更證明了中國國家主導體制的“優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
在此背景下，從2009年初開始，我多次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對刺激政策和體制倒退提出批評。在我看來，金融危機主要是美聯儲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導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而非市場的失靈。我警告說，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會導致新一輪泡沫和通貨膨脹，進而引發新一輪的危機。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產托市政策實行還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臺多種政策打壓房地產市場；宏觀刺激政策剛剛實行一年，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主要政策目標。我還認為，體制的倒退將損害中國的長期增長，只有回到市場化的改革道路，激發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中國經濟才可能真正轉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我將這本訪談錄定名為“什么改變中國”，既是想解釋過去，也是想激發人們思考未來。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什么？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自1983年發表《為錢正名》一文以來，我一直認為，觀念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幾年，我對此更是深信不疑。人們通常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決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會阻撓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凱恩斯曾經指出的，與觀念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夸大了。其實早在18世紀，大衛·休謨就說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許多變革事實上是由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領導的，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變成改革的領導者，是因為他們有了新的理念。美國獨立后華盛頓沒有選擇當皇帝，甚至沒有當終身總統，就是因為他的理念，他認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國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工人階級政黨，但它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基本上都出生于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錢讀書，更不可能出國留學。34年前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改革要成功推進，不僅依賴于領導人的理念，也依賴于普通大眾的理念，因為任何領導人都不能長期背離普通大眾的觀點而行事。
觀念的變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新的觀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數學者或政治領袖人物提出，但只有這些觀念變成普通大眾的共識，由這些觀念導致的變革才會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觀念變了，不變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體可以說是引導大眾和普及新觀念的強大力量。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最近幾年我一直愿意與媒體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這本書的內容與讀者分享。
我必須向讀者坦承，在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對中國的未來是相當樂觀的。但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使我由樂觀轉向謹慎樂觀，因為事實證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戰勝利益，我們相信了的東西，盡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們的改革取得了進步。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沒有多少人在談理念，幾乎所有出臺的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和增加各個部門的自我利益。我們的未來依賴于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于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眾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的社會才有美好的未來！（文章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