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高度干預和國有企業主導不僅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恰恰相反，它們倒是“改革失敗論”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國社會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現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資源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干預，是官商勾結的直接原因和官員腐敗的主要溫床，嚴重腐蝕了商業文化，破壞了市場的游戲規則。壟斷性產業國有企業攫取的壟斷利潤使得國有部門職工的待遇遠超出市場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能早點開放醫療市場，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而不是保持國有醫院的壟斷地位，“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絕不會如此嚴重；如果允許民間自由辦學校、辦大學，中國的教育質量絕不會如此低；如果我們能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將政府的權力嚴格置于法律之下，絕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蠻拆遷事件發生；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么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如果做企業是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是政府以審批的形式賦予一部分人的特權，官商勾結絕不會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自由，官員的腐敗行為絕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
因此，無論是為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為了解決我們面臨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和對經濟的干預，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
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年里，“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這兩種思潮并沒有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走向實踐，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導致改革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幾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態和政策所阻礙，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手段在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名義下復活，本已放開的價格又被重新管制起來，以“民進國退”為主線的所有制結構調整讓位于“國進民退”，政府財政收入連續多年遠超過國民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投資開始擠壓民間資本的生存空間，企業家的創業激情被移民熱情所取代。凡此種種，不僅給未來經濟增長埋下了體制赤字，而且使得我們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
本書的內容來自過去幾年里多家媒體對我作的訪談，針對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兩種理論思潮及改革停滯和倒退的現實。我之所以愿意結集出版這些訪談，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內容有助于澄清人們在認識上的混亂，有助于人們理性地思考中國過去的改革歷程和未來應該選擇的改革方向。
大致來講，以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為界，本書的內容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金融危機之前的訪談，主要是針對“改革失敗論”的；金融危機之后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中國模式論”和現實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開始以來，對改革的爭議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學術界、媒體人士和普通大眾的聲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個別學者以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為突破口，全盤否定過去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妖魔化企業家隊伍，吸引了眾多網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眾媒體的呼應，由此開始了學者和大眾媒體主導的否定改革的浪潮。這種否定改革的聲音之所以能有市場，當然與前面一開始講到中國社會當時的矛盾有關。學術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覺得有責任發表自己的觀點。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采訪，對國有企業被迫民營化的歷史作了回顧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對待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的觀點。這個采訪發表后，網絡的評論基本上都是負面的，但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之后，我還就官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來自政府權力太大，而非市場化改革本身，網絡上的評論仍然是負面居多。2006年3月，我寫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希望將有關改革的爭論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緒發泄。這篇文章可以說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也影響了一些人的觀點。之后，我又提出了“企業家改變中國”的觀點。2007年，我重點分析了權力分配與收入分配的關系，進一步闡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現的問題。2008年，利用紀念改革30周年的機會，我除了撰寫學術文章，還在鳳凰大講壇演講，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應該說，我及其他幾位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如周其仁、張文魁等）在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對平衡輿論、引導人們理性思考改革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機之前，總的來說，否定改革的觀點不僅在輿論上占據上風，而且對改革的進程起了實實在在的阻礙作用。2005年開始，國資委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而不是改革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也因擔心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革。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進法律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進入停滯期，民營企業成為宏觀調整的整治對象，民營企業家群體不斷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