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中，指導性的管理書大量涌現。唯一的問題在于，多數指導性的管理書都缺乏實用性。生活中需要對癥下藥的情況太多，太過復雜，有太多變數，沒有一個公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知道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和有能力采取這樣的對策是兩碼事。因此，情況往往是，似乎我們越了解偉大的企業、運籌制勝的競爭策略或高瞻遠矚的變革領袖，我們在實踐中就越是無法建立這樣的企業、推行這樣的策略或成為這樣的領袖。有關管理的“空泛理論”已經遠遠超過了有關管理的“實用技能”。

　　缺少了什么？諷刺的是，我認為，缺少的恰恰是這些管理學暢銷書聲稱能決定成敗的一點：企業中的人文因素。但這些書甚少探討如何培養和激發這些技能，畢竟這才是決定任何重大變革能否實現的關鍵。對于需要帶來什么樣的局面，人們達成了廣泛的共識，但對于那些想要實現這種局面的人來說，幫助卻少之又少。

　　我認為，從根本上說，對于作為人類共同體發展企業的意義，人們缺少深刻的理解。弗雷德·考夫曼提出，清醒的企業應該從對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做起：致力于實現超越任何個人能力的愿景、以真實的意義讓人們并力齊心的愿景。這種奉獻的根基在于，人們可以對其處境與應對方式無條件地負責。

　　所以我們必須選擇，對于自己來說，究竟什么更重要——認識還是學習。真正的學習會讓我們恐懼于世事的叵測，窘迫于自己的無能，并受制于對彼此的需要。我們會將日常的工作視作持續相互學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成就有賴于我們所進行對話的質量—因為我們的共同工作圍繞我們的交談、溝通、互相承諾和為達目標而奮斗的方式展開。弗雷德提出，歸根結底，企業的成敗不僅取決于技術上的才智，也取決于情商、人格和培養“超越勝負的成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弗雷德深入地展現了共同培養這些能力究竟需要什么。實際上，他提供了培養集體意識的詳細地圖和說明書。

　　我第一次見弗雷德的時候，他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會計學年輕教授，也是一名特立獨行的會計學教授。例如，他經常在上課前，讓學生聽貝多芬的鋼琴曲，將同一首樂曲播放五六次，讓人們領悟到每次他們都能聽出不同。同一首樂曲接二連三地播放，他們卻總是能聽出新鮮感，何以如此呢？他們漸漸地明白，這是因為樂曲并非來自光盤這種介質，而是來自他們的聆聽過程。

　　弗雷德指出，這就是會計學的第一條原理：信息的唯一價值在于如何通過“聽者”的心智模型解讀信息。弗雷德提出，進行績效評估的唯一理由是提高人們真正按照預期取得成果的能力。假如這一點能得到重視，便可合理地得出，真理不在于數字，而在于我們從中解讀出的含義。此外，能促使人們去學習的會計方式和無法做到這點的會計方式之間的區別在于對會計及其所服務經理的培養。其真正目標是否為學習和提高？他們是將自己收集的數據奉為真理，還是愿意不斷地質疑和改善收集這些數據所依據的假說？他們是從屬于一個規模更大、在學習如何塑造自身未來的人類共同體，還是僅僅像在為比賽計分一樣，既不認識也不關心參賽的球員？企業是否有更宏大的目標？會計能為此目標做何貢獻？

　　和現在一樣，當時的弗雷德提出，企業取得卓越成就的關鍵在于將單向操縱的做法轉變為相互學習的文化。當人們不斷地質疑和改善數據及其現實地圖所依據的假說，而不是將自己的觀點視作唯一的真理時，他們就會釋放巨大的能量。

　　不用說，弗雷德的課并非所有人都受用。多數學生都認為那是改變他們一生的經歷。想必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推選他為“斯隆管理學院年度最佳教師”。但每個學期至少都會有一兩個人要求院長開除這個瘋子，因為他將管理成本會計學當成靈修課一樣來教。

　　本書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如果你所尋找的是教人如何管理他人的書，那這本書并不適合你。

　　發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過去常說：“如果你想改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還是放棄吧。你改變不了別人的思考方式。給他們一樣工具，工具的用途會逐漸誘使他們改變思考方式。”弗雷德·考夫曼提供了這樣的工具。現在，輪到認真的實踐者來使用這些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