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房地產市場雖局部回暖，但對于大多數地方來說，樓市庫存仍似“烏云壓頂”。在此背景下，地方樓市政策愈加寬松，地方財政壓力不減，以致財政收支矛盾再加劇。同時，營改增之后又使地方稅收陷入“空檔期”，因此，地方財源更顯窘迫，可持續財政難題日益凸顯。

　　近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中國城市可持續財政國際研討會上表示，地方財政稅收經過幾年的變化歷程后，到了增速快速下滑的階段。例如2015年財政收入增速8.4%，較2007年的32.4%、2011年的24.8%明顯下降。“更要看到的是，8.4%仍不是真正的增速，還需做減法，比如需扣除2015年轉移的11項政府基金收入，這意味著，2015增速只維持在5.8%的水平。”

　　究其原因，高培勇認為，一方面是經濟疲軟、傳統產業處于去產能狀態；另一方面便是土地出讓金等規模發生變化，同時納入預算管理，這也使政府所掌握的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大幅減少。

　　以溫州為例，該市副市長王毅表示，2015年溫州全市財政收入約650億元，其中來自稅收的部分只有178億元，“其中還包含中央和地方分成增值稅這一塊，真正地方稅種貢獻的財力太單薄了，這也是制約我們可持續的問題。”

　　王毅坦言，溫州來自于土地的收入占比較大，高的時候，市區一年土地轉讓收益250億元，低的時候只有150億元，去年是平均水平，在200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財政支出卻在財政收入下降的情況下逆勢上揚。數據顯示，2015年財政支出增速為15.8%，高出同期GDP增速8.9個百分點，對此，高培勇表示，財政收支倒掛下，中國財政赤字水平在迅速提升，而且往前看，中長期支出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

　　四川省瀘州市市長劉強直言，地方在稅收分享中比例較低是地方財政壓力大的主因。他表示，2015年瀘州市稅收總量是153億元，地方分享63.5億元，僅占41.5%。特別是營改增全面實施后，房地產稅、環保稅尚未征收，城市稅收體系尚未建立，地方收入還缺乏比較有利的來源。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全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營改增只是影響地方政府財力的次要因素，大數5000億元；現在的問題是結構性調整過程中，過去的納稅大戶有一批都無法保證稅收增長了，而新的產業或者稅負較低，或者規模較小，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稅收增長的“空檔期”。

　　值得關注的是，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或將愈加明顯。從前四月財政收支數據來看，在部分地區商品房銷售回暖帶動相關稅收增加較多的背景下，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4.1%，高于中央和全國財政收入增速。但是，專家提醒，現階段經濟疲軟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雖有部分好轉，但仍面臨去庫存的長期壓力，并且，短期內也已顯露下滑態勢，后期地方稅收存在大幅減少的可能，這將使地方財源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數據顯示，4月，一線城市新房成交量環比減少27.9%，其中上海和深圳新房成交面積環比分別減少53.2%、46.2%。4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28008元/平方米，環比下滑6.8%，同比上漲15.2%。

　　如何化解地方財政壓力？高培勇表示，總是靠發行國債、增加赤字彌補減稅后帶來的財政空缺，不是長遠之計，更不是可持續發展之策。應增加直接稅占比比例，促使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表示，營改增之后，當前地方政府短期最大問題是收入問題，履行地方職能需要財力，而營改增本身及帶來的財稅體制變化會使得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一塊，這可以通過財政體制調整、轉移支付等方式去彌補。

　　原杭州市委書記、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理事長王國平指出，廣泛吸引社會資金，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擴大民間投資規模，也可成為財政可持續的基礎和前提。

　　對于長期的財政壓力，多位專家一致認為，財稅體制改革才是關鍵。蔣震認為，中長期來看，收入不是主要問題，收入劃分應和政府職能劃分相結合，未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在哪兒，功能和定位是什么，這才是根源性問題。“通俗地說，地方政府要干什么事兒，以及由此帶來的支出需求，是中央地方劃分的依據。”

　　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提出，現在央地分稅制改革應優先完成兩大內容：第一，中央上收支出責任，動用國有資產支持全國社保，這不僅可以減輕地方財政壓力，也將有力支持去產能任務的完成。第二，消費稅應從生產環節流轉到零售環節，彌補地方財政收入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