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一場自中央到地方的改革在過去一年多時間里，以堅決的態度和犀利的作風持續推進著。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當頭炮”，這場改革在2015年無疑還將繼續。國家發改委表示，將全面清理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大幅減少前置審批，規范行政審批管理。
　　然而，來自代表等方面的意見卻表明，中央層面的簡政放權成效明顯，但地方政府的“最后一公里”仍然存在推進不力、效果不彰的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革中央專職副主席修福金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中央在簡政放權方面下了大力氣，下決心還權于市場，但是我們在多個領域調研發現，地方部門的權力很難拿下，沒用的下放得多，沒權的下放得多，下放了以后又增加的問題多，實際上等于下放權力太少。”
　　民盟中央在提交的《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提案》中建議，全面取消各級政府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

趙乃育/繪

　　2014年，在4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有21次提及簡政放權，一些省份的權力清單減掉了近七成。
　　自2013年起，國家層面共計取消下放44項行政審批事項，連續兩年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中央層面核準投資項目累計減少76%。目前，鋼鐵、有色、化肥和一批能源、交通、石化、化工等地方和企業關注度較高的項目已取消核準或下放地方政府核準。
　　到2014年年底，僅有的一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價格評估機構資質認定”被調整為后置審批。企業項目核準前置審批事項由30多項精簡至2項半，今后除少數重特大項目保留環評作為前置審批外，企業項目核準只保留選址意見書、用地（用海）預審意見兩項前置。
　　2014年12月1日，國家發改委政務服務大廳投入運行，2015年1月1日正式運行。全委13項行政許可事項全部進駐大廳受理，統一接收、統一答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泊溪表示，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集中表現在簡政放權上，對此本屆政府作為大事在推動。含金量越來越高的行政審批事項的取消，成為改革的一個亮點。2015年的簡政放權既要宣布取消多少行政審批，更需要全面清理行政審批事項，哪些要取消，哪些要保留，讓人們做到心中有數。

　　問題　中介機構積極　地方簡政不徹底

　　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去年曾曬出了他繪制的行政審批“長征圖”，今年對簡政放權進行了進一步調查，他發現一個新情況，“一個建設項目，從拿地到拿證，要經過24個中介機構的‘關卡’，送審48個評估報告”。
　　邢詒川發現的情況并不是個例，不少企業主都表示，簡政放權有的部門放了有的沒放，不僅沒效果，還增加了辦事難度。
　　隨著各級政府部門簡政放權，有不少中介機構接過認證、審查、評估等審批權限，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蠶食改革紅利的跡象。
　　修福金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包括簡政放權在內的部分改革措施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三不沾”現象，即一部分頂層設計定的方案、部門制定的方案、基層實施的方案互相脫節，一些地方部門觀望情緒重，改革推進難度增大。與此同時，在執行過程中還出現“中梗阻”，部分地區和部門在執行過程中搞政策取舍，有利就執行，無利不落實，出現“上焦、中溫、下涼”的現象。
　　對于上述情況，致公黨中央總結了四個中介服務的普遍問題：首先，中介服務事項林立，拖延行政審批時效，目前涉及行政審批的中介項目的設置并未實行目錄準則管理，項目的保留、廢棄缺乏依據，致使許多地方需前置評估的中介項目林立；其次，部分中介服務存在市場壟斷，甚至暗藏利益輸送，損害政府公信力；再者，職能部門管理缺位，中介服務亂象叢生；最后，中介組織自身服務水平較低，與規范要求差距較大。
　　來自民建中央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長達兩年的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也就是簡政放權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重視的問題，甚至出現原本有章可循的政府審批變成了無章可循的權力尋租。
　　民建中央的報告指出，各工作層面現部門化、利益化傾向，出現動作遲緩、簡政不徹底、放權不到位、明減暗不減、明減實合并、放小不放大、放虛權不放實權等現象。各地方政府經過多輪清理，好清的、能放的審批事項都清理下放了，觸及深層利益和權力的深入改革難度更大、任務更艱巨、提高思想認識的任務也更重，地方政府存在等待觀望情緒。

　　解決　地方政府抓權“執念”亟須改變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建議，簡政放權要優先清理針對企業的審批事項。他認為，審批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經濟搞活，要給企業松綁。各級政府確實取消很多審批事項，但企業感覺沒有松綁，并沒有落到企業的實處。建議下一步針對企業的審批事項先進行清理，哪些需要審批的公布出來，除此之外按照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執行，不在審批清單的即屬于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事項，企業可以放手大膽地干。
　　民建中央建議，在加大審批制度改革力度的同時，還應創新行政審批改革模式，建立科學的監管體系和系統的服務體系，強化審批事項的事中、事后監管和服務。更應該嚴格清理取消非行政審批事項，努力創造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在深入清理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同時，特別注重對非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工作，設立“負面權力清單”，對不需審批的范圍、項目予以公布，不給非行政許可審批以生存空間。
　　致公黨中央在《關于規范涉審中介服務的提案》中建議，在下一步簡政放權中，要編制涉審前置中介服務目錄，提升中介機構服務時效。目錄編制應堅持以下原則：除法律、法規、規章設定的中介服務事項予以保留外，其他規范性文件設定的中介服務事項不得作為項目審批的必要條件；對屬于程序性的、不發揮實質性作用的中介服務事項，應予縮小適用范圍，或者改變服務方式；對于一些性質雷同、內容一致的中介服務事項，應予合并。此外，壓縮中介服務時限，政府部門委托中介機構進行評估論證或檢驗檢測的，要將中介機構進行評估論證、檢驗檢測的時間與該審批事項的辦理時間捆綁計算，同時中介機構應當一次性告知委托人辦理事項所需材料，并與項目業主主動對接，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提升服務效率。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則從另一個角度進行了闡述，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探討簡政放權并不是說要求把權力全部下放給市場，而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該政府管的讓政府管，該市場配置資源的讓市場發揮作用。廣東佛山在過去35年中，很多決策放到了基層，由于政府反應及時，市場活力得到了最大的發揮。
　　“政府信用是最高信用。”張燕生表示，不能一味要求放權，走向另一個極端，當前新常態下，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增長方式，不能離開政府支持，當然，政府需要明確到底應該干什么，不該管的不能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