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不平等
　　美國人歷來不太在意經濟上的不平等，除非這一現象走向極端—像19世紀末所發生的那樣。通過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征收遺產稅在內的多種方式，人們確信由公司所有權所創造的財富并沒有高度集中到能夠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為限制銀行的權利，政府曾進行了多次干預—如安德魯·杰克遜為關閉美國第二銀行而作出的斗爭（在此之前，他指責該銀行干涉政治領域），1913年美聯儲成立，取代摩根大通成為各個銀行的最后貸款人，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最具實力的銀行拆分，實行分業經營的模式。同樣，通過反托拉斯調查，政府扼制了商業大鱷的實力，其中最有名的兩項調查是針對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時期外—如大蕭條時期—政府和公眾并沒有強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稅，以實現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稅的政策并沒有受到窮人的歡迎，這并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同情富人，而是因為窮人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變富：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Alger）所寫的關于普通人在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上獲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廣泛的吸引力。盡管這種樂觀主義精神一直以來都不切實際，但是在過去，可能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國人可以把這個夢繼續做下去。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顯示，高達71%的美國人認為窮人很有可能擺脫貧困，而只有40%的歐洲人持有這樣的觀點。這一差異令人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根據跨國研究的結果，美國人的收入流動性并不比歐洲人高，實際上在美國，收入水平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動性極低。盡管如此，收入流動性這一概念還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偉大的社會學家托克維爾曾說，在美國，“財富流動的速度是令人震驚的，實踐表明很少有上下兩代人都受到財富眷顧的例子”。
　　在過去的25年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得不面對一個痛苦的現實，即他們已成為教育質量不達標的受害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Samuelson）評論說：“大體上，美國人并不十分擔心不平等，即貧富差距，他們更在意的是能否獲得機會與成就。難道這說明人類進步了嗎？”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極其隱秘的，因為它能夠造成機會的不平等。一個人若是只接受過一般的高中教育，就很難在新興的產業中謀求一份工作。很多美國人“將政治自由定義為完全的平等，卻將經濟自由定義為擁有平等的機會去實現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質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這一狀況恰恰動搖了美國人心目中實現經濟自由的根基，因為機會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國人沒有機會讓收入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層次，他們就很難對未來保持樂觀并對其他人的收入流動性保持容忍—因為眼睜睜看著別人往高處走的滋味并不好受。當其他人變得富有時，所有東西的價格都會上漲，而那些原地不動的人的實際收入—即通過購買力來衡量的收入—實際上就降低了。若是這些人通過自己的資產來衡量自己的價值，情況就更糟了，當我鄰居的車從本田換成瑪莎拉蒂的時候，我的雪佛蘭就顯得十分寒酸了。美國人歷來不喜歡嫉妒別人，因為他們都很自信。但是當自信心即將離我們遠去的時候，嫉妒和仇恨這對手足兄弟離我們還會遠嗎？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為參與競爭所做的準備并不充分，他們也就開始接受對自身期待值降低這一事實，“經濟自由”這個詞也不再能為他們勾畫出一個充滿機遇的美好愿景，反而成了一個可怕的夢魘，充斥著持續增加的不穩定性和嫉妒情緒，因為窮人越來越難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發展的話，毀滅性的階級沖突將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