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說，過去的1978-2008年，中國13億人口的大國，以GDP年均9.8%的速度，保持了連續30年的高增長，創造了被世人公認的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然而，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盡管30年改革開放成績驕人，但是在進一步邁向全球化的經濟征途中，迄今的“內修”功夫仍差強人意，經濟、金融發展中遇到的各種矛盾與問題，其多樣性和復雜性是30年來從未見過的。
回顧過去，中國金融從30年前的一家中國人民銀行，經營簡單的存、放、匯業務發展到今天，金融體系已是相當的豐富。但是，伴隨市場的發展，同樣帶來一系列問題與矛盾并且空前多樣化和復雜化。舉不勝舉的各種金融問題與矛盾，無不表明，在中國現實金融生活的背后，市場與政府干預的矛盾、創新與監管的矛盾、融資結構的矛盾、計劃與市場的轉軌矛盾、經濟與政治的矛盾、短期與長期的矛盾、內外經濟的矛盾，同時存在，混雜交織，困擾著政府的決策。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一切，迫切要求決策部門，盡快統籌大局，就中國金融發展的方向、原則，不同時期的發展內容，不同政策措施的先后銜接配套，有個明確的答案，有個清醒的判斷與安排，即必須要有一個金融發展的總體戰略。
如果把分析的視野進一步擴展到外部經濟，當今世界經濟、金融發生的重大變化，同樣要求中國金融必須要有系統的戰略思考。夏斌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元霸權地位相對被削弱。同時中國經濟已擠入世界大經濟體行列，盡管國人仍然可保持東方特有的清醒和謙和，可以強調若干宏觀指標被13億人相除后的“人均”意義，但是客觀上巨大的經濟體量，其一舉一動，已不能不影響世界經濟。“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到“中國責任論”等等各種輿論，無非反映了世人從不同角度表示的不理解、關注、責備、害怕。可以說，當今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已不是過去30年那樣，幾乎可在旁人不關注的情況下獨自發展。
夏斌說，今天的中國，就如擠上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自己再加小心，仍會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著旁人的腳。隨著經濟總量擴大而不斷增大的資源、能源進口需求量，自然會引起旁人的議論。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稍有舉動，就會為國際市場所關注、擔心。同樣，鑒于轉軌、新興國家的開放教訓，中國實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會帶來他國的輿論壓力甚至是保護主義的制裁。
中國本可以鑒于自身狀況采取金融漸進開放的態度，但是過去未曾有的、現在對世界又有如此影響力的中國實力，還在持續壯大，必然會引起國際上一些勢力對中國金融要求加快開放的壓力。而且在經濟全球化中，由于中國金融政策的變化，通過國內實體經濟傳遞到全球實體經濟、進而傳遞到有關國家，反饋到其新的政策上，又會影響、制約我國的金融政策。這些政策自然包括匯率、利率、外匯儲備多元化、主權財富基金、人民幣離岸業務、資本賬戶管理等。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國政府必然會面臨從來沒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動態反饋。這迫使中國政府需要系統思考，其未來各項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銜接的問題。
夏斌認為，總體上說，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在日趨激烈。特別是這輪美國危機的爆發，使得世界力量組合變化的形勢更趨復雜化。世界經濟正處于又一個“二百年大變局”的轉折時代。其中，人類經濟史上中國的又一次偉大復興，正成為世界關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議題之一。特別在美國當今，有關涉及中國崛起的研究文獻幾乎每天翻新，出現各種遏制言論不可避免。因此，作為一個長過程而言，中國如何與世界的轉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戰略的謀劃。這已是關乎一國貧富、興衰、存亡之大事。
夏斌說，厘清中國金融長遠發展的應有邏輯、謀劃好今后的具體部署，這既是中國經濟偉大復興中極為重要的關鍵點和精妙之處，也是讓當今世界“中心貨幣”國家及其它國家能夠接受中國歷史性復興所必須要做的“中國宣示”。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30年，中國的金融，是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孤兒”。“大一統”的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職能為一體，是財政的“出納”。中國當時幾乎無市場意義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無從談起金融戰略。1978年至2008年的第二個30年，歷經偉大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金融業取得了快速發展，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世界金融的棋盤中，中國仍只是一只棋子。30年前，我們并沒有明確的、并被以后歷史不斷驗證的戰略規劃。下一個30年，由中國不斷壯大的經濟地位所決定，以及危機后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將顯著不同于過去的30年，中國要謀求經濟的持續發展，已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可以“閉門”發展自己，而是必須事先要有系統思考與戰略謀略。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事務協調由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轉變為20國集團機制的時代，意味著正是中國必須確立戰略利益的重要時期。中國更需要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共贏的、務實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