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當中，價格與價格形成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價格形成機制是由供需決定的。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供求關系來找到均衡的價格。除了供求關系，效用最大化的滿足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均衡價格受效用最大化的滿足度的約束。市場的定價與供求關系和效用最大化的約束都有關聯。
左小蕾指出，所謂異化了的市場，是指市場的定價機制被破壞，受資本異化所影響的市場。當今社會存在很多這樣的市場，例如外匯市場、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債務市場等等。
外匯市場中，最典型的是人民幣不可交割遠期市場，屬于香港的外匯市場之一。過去的外匯市場，外匯交易主要是貿易支付的需要，套利的規模很小。而在人民幣不可交割遠期市場中，人民幣不存在需求與供給，平倉價差完全用美元交割。這個匯率市場從匯率形成機制的角度來看，已經被異化了，因為在市場中既沒有人民幣的真實有效需求，也沒有人民幣的供給，更沒有效用最大化的約束，人民幣的定價完全是投機的。這個遠期市場不可能發現人民幣的均衡價格，反而會使得價格更加扭曲。
在外匯市場上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一個是日元升值，完全是外匯市場的扭曲造成的。日本遭遇了地震和核危機，政府要發很多的債，所以日元應該是貶值的。但是由于外匯市場的投機，日元不斷升值，甚至比1995年升值最高點的匯率都要高，重創了日本經濟復蘇的步伐。還有一個例子是在2010年11月，因為美國的第二次量化寬松，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導致這些國家資金流動性過剩。最后，巴西、泰國、印尼等國都不得不干預匯率，進行資本管制。
另外在去年11月，世界六大央行在同一天進行了外匯的互換，都是兌美元互換。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歐債危機蔓延，出于避險的需要市場上開始拋歐元買美元，歐洲的銀行出現了美元流動性短缺，所以六大央行緊急互換，也可以理解為美聯儲的再一次量化寬松。
左小蕾認為，通過上述例證可以看出，當前的國際外匯市場實際上已經不是貿易支付的供求關系決定的市場，而是一個以投機為主導的市場，它的規模已經大大超出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外匯市場產生了異化，導致金融資本、投機資本太多，投資泛濫，無孔不入，給宏觀經濟帶來很大風險。
更嚴重的是，盡管外匯市場的屬性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默認了這種市場的異化，將其看做投機性市場，這樣的規則默認是很危險的。左小蕾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人民幣加盟SDR(特別提款權)上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中國要有足夠大的貿易規模，第二個是人民幣要有足夠多的全球流動性規模。第二個條件也就是要求人民幣參與外匯市場的投機交易，投機交易里面需要多少人民幣，中國就要投入多少，中國要大規模地發行貨幣，增加全球的投機貨幣。這個條件十分不合理，中國應當投入滿足貿易支付需求的人民幣流通量，而不是滿足投機性市場的需求。
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也存在著異化的問題。以石油市場為例，石油市場是一個商品市場，它的定價機制應該是正常的供求關系加上有效最大滿足度的約束。但是在2008年的時候，世界石油價格一度漲到每桶147美元，2009年第一季度又跌倒32美元。這樣的大起大落是有深刻原因的，根據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調查，2008年石油價格上升到147美元，價格上漲的71%是投機行為推動的，2009年第一季度油價最低下降到32美元，81%是投機行為所致。
債務市場同樣存在著被異化的部分。政府發債的目的應當是推動經濟增長，但是在歐洲，很多國家出現了債務危機，政府欠債過多，經濟卻持續多年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這表明，債務市場本來是要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經濟增長的，但是它根本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選票政治的原因，那些歐洲的政治家，出于選舉的需要，在選舉時常常承諾增加福利，當選了以后要兌現，但是經濟沒有增長，稅收沒有增長，只能通過發債的手段來維持財政支出。如今的債務市場變為借新債還舊債、融資兌現承諾的市場。
左小蕾認為，金融自由化是資本和市場異化的推手，金融自由化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正是這種流動，導致金融資本在全球無孔不入，最后才導致資本和市場的異化。所以資本的全球流動不應該成為全球的游戲規則。
左小蕾說，與直接投資資本不同，目前沒有理論證明也沒有任何結論顯示，金融自由化能夠帶來全球各個國家的多贏，反而金融資本的流動屢屢制造危機。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以投機行為為主的資本市場，二者在本質上有區別。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講，如果可以證明投機行為為主的市場具備基本市場功能同時不破壞效率和公平，那么我們可以重新認識、定義這個市場，如果不能證明，那么必須回歸到市場經濟基本的規則上來。中國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影響力，去改變不合理的規則，還市場經濟以本來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