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改革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
|
要解決所有問題，關鍵還是改革，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當然未來改革不僅局限在經濟層面，還有社會、政治層面的改革協同推進，這樣才能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體制環境。 |
“十二五”期間潛在增長率較過去會有下降，到“十三五”期間可能會有明顯的下降。王一鳴判斷中國經濟已開始進入到一個減速的階段。
但在王一鳴看來，增速減緩并不是壞事。從日本和韓國的發展歷程來看，它們都經歷過一個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的過程，日本在經歷1973年的石油危機，韓國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高速增長過程基本終結。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而且生產、支出、收入等經濟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可見，只有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之后，結構調整才能實現。
所以，他認為，今后一個時期應該是一個時間窗口，中國要做的就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最大程度化解風險，創造新的增長空間，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徑。那么，如何推進這種轉型，王一鳴進一步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應對：
第一，堅持擴大內需。他強調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是提升消費。過去這些年特別是本世紀依以來，中國消費率一直是緩慢回落，2010年零售額只有15.4億萬元人民幣，按匯率來算相當于美國的40%，但這同時意味著中國有一個巨大的沒有充分開發的內需市場。所以，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的擴展，消費規模的擴張，中國經濟會有新的增長動力。據瑞士信貸銀行計算，2015年中國的消費會占全球的14.1%。
他還提出，外需轉向內需，不能理解為簡單降低進出口的規模，或者簡單去壓縮投資規模，而是應進行系統性的調整。
第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中國產業的基本特征是過度依賴加工制造環節，集中在價值鏈的低端。所以要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結構調整的思路要改變，不是單純調整產業鏈比重關系，而是要突破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品牌、技術服務的各個環節，把中國服務做大，提升制造業附加值，實現從價格競爭走向質量、技術、品牌、服務競爭為主的轉變。
轉型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低效益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轉型，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工業，同時，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實現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創造更多新的商業模式。
第三，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很多國家沒能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于科技創新的問題。過去這些年，中國研發投入增長非常快，但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研發平臺建設比較薄弱。因此，要增長科技創新能力，首先就要解決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的問題。其次，要創造新的人口紅利，即單位勞動力人力資本產量的提高，這是增強可持續增長能力的關鍵。過去中國人力資本投入雖然有大幅提升，但相對于物質資本投入來說速率要慢很多，這意味著中國人力資本投入的空間還很大。
第四，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從歷史經驗來看，工業化上升時期，正好是排放增加的時期，中國目前的形勢就很嚴峻。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能源消費總量必須得到控制。同時，要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工業建筑和交通體系，加強對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投入。
第五，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9.7%，每年差不多提高一個百分點，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王一鳴認為，推進城鎮化最重要的是把現有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樣各種資源都會被充分利用，而且消費需求也會釋放出很多。
第六，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高速公路帶來中國區域格局的明顯變化“原來說中國存在區域差異大的問題，但在現在看來這又是一個延續中國高增長期的獨特條件”，王一鳴稱。根據驗證模型，產業失去比較優勢就會向其它國家轉移，而中國現在沿海失去了優勢，可以向內陸地區轉移。金融危機以后，最稀缺的不是生產能力而是市場。在產業生命周期拉長的同時，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也會隨之拉長。
第七，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首先就調整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分配關系，最主要是提高國有企業的上繳紅利。其次就是調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主要體現在居民個人所得稅上。還有企業和居民的關系，需要通過制度再造來提高工資率。再從二次分配來看，我國公共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偏低，所以要擴大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的覆蓋面。
第八，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王一鳴強調，要解決以上所有問題，關鍵還是改革，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當然未來改革不僅局限在經濟層面，還有社會、政治層面的改革協同推進，這樣才能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體制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