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表示，城鎮化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是改善農業、農村、農民狀況的巨大的杠桿。我國也將是世界上最艱難、最漫長的城鎮化國家之一，我國今后的城鎮化要吸取教訓，總結經驗，重視解決民生問題，更加自覺、理性的推進。
城鎮化需要解決農民的地位和出路。近些年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受益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建設，使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
“十二五”規劃提出明確目標，就是要在“十二五”期末城鎮化率達到51.5%，2010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是47.5%，就是說在今后五年中城鎮化率每年要提高0.8%。
陳錫文認為，城鎮化率每年提高0.8%的任務不難實現。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的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2000年城鎮化率是36.2%，2010年城鎮化率達到47.5%。但是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一些專家最尖銳的批評是認為我國的城鎮化是“偽城鎮化”。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并沒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卻被統計為城鎮居民，比如進入城鎮務工的一億五千萬農民沒有城鎮居民的權利和待遇，但是卻被統計為市民。世界范圍內的主要國家都是按居住地統計，但是我國有復雜的情況。
陳錫文表示，我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降低12%才能真正反映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也就是說我國實際的城鎮化水平是35%左右。
第二，低成本的城鎮化推進不可持續，它會使經濟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我國的快速城鎮化與低成本推進有直接關系，包括低地價、低工資和大量污染排放的低成本治理。過去一兩萬元就可以從農民手里征地，現在越來越難，還易引發群體事件，造成社會不安定。農民工工資也在一直走高。老百姓的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不允許污染隨便排放。
陳錫文認為，應該客觀理性的分析我國的城鎮化。城鎮化對絕大多數的城市居民來說，已經是一種改善的生活狀態，住房在改善，環境在改善。但是對農民來說，以往的城鎮化是土地被拿走了，房子被拆掉了，進城后還沒有應有的權益。
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盡管當時對這個提法的爭議很大，但是人們普遍認識到巨量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一定會給整個國家的經濟帶來持久不竭的動力，并且中國的城鎮化要走出一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化的道路。
但是在十年之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沒有協調發展，還是大中城市在發展，農民也沒有順利地轉為市民。陳錫文對此解釋說，第一，2000年前后在進行國企改革，城市的就業問題突出。第二，當時進行房改，停止分配福利房。第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擺在決策者面前現實的問題是城市居民的就業、住房、社保問題。在這個時候是沒有實力大步推進城鎮化，讓農民進城的。城鎮化本質轉移農村人口，而能真正轉移多少人口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陳錫文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進行的城鎮化的三次波折：
第一次，建國后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建設156項大工程，大量的農民進城。到60年代初，遇到了三年最困難時期，城鎮化步伐不僅停了下來，還發生了逆轉。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發生后，很多人都得上山下鄉，這是逆城市化進程的。
第三次，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很多企業拿不到出口訂單，沿海的企業多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的狀態，當時至少有兩千萬農民工失去了工作崗位，返回農村。
陳錫文認為，我國的城鎮化在60年就經歷了三次波折，城鎮化能否順利進行是關系到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只是著眼于漂亮城市的建設，而沒有更多地去解決民生問題和農民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