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表示，在“十一五”時期，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的復雜性和重大風險挑戰的嚴峻性在新中國60年的發展史上都是非常少見的。一是重大自然災害比較多，二是遇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另外，在這五年中我國的重大活動比較多。雖然面臨非常復雜的環境和重大風險挑戰，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在“十一五”規劃中確定的22個主要目標的主要指標，除了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和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與目標有一定差距，其他的主要指標都完成了。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比預期目標差了0.5個百分點，研發經費支出比重的目標提高了2%，實際達到了1.75%。
在解釋這三項指標未完成的原因時，楊偉民說，因為這些指標都是比重，并且是和GDP掛鉤的，預計GDP增加7.5%，而實際增長達到11.2%。可以說，是因為GDP的增長大大超過了預期，所以才導致一些與GDP掛鉤的指標未完成。
比如研發經費的增長情況，如果按照GDP7.5%來測算，2010年若達到五千億就是實現2%的目標，而2010年的實際研發經費已經接近七千億元，但是由于GDP增長很快，所以這個目標還是沒有完成。
我國的經濟總量2010年達到了39.8萬億，相當于5.88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人均GDP達到兩萬九千多元，超過了四千美元。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六個五年計劃中，從財政收入來講，“十一五”期間財政收入增長21.3%，是六個五年計劃期最快的；就GDP的增長幅度來看，“十一五”期間GDP增長11.2%，僅次于“八五”期間的12.3%，但是“八五”期間是在高通脹率下實現的高增長，帶來的代價也是比較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很快，效率也比較好。
第二是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十一五”期間城市化水平在穩步的提高，2010年達到了47.5%，平均每年增長在0.8個百分點以上。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六個五年計劃中，“十一五”期間農民收入增長是第二快的，僅次于“六五”期間的14.1%。
因為“六五”期間正好是開始改革開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所以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以后，農民的收入有一個飛躍式的增加。“十一五”期間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達到了8.9%，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城鎮居民收入來講，“十一五”時期是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比“十五”期間的9.6%快了0.1個百分點。
“十一五”規劃與之前的規劃的區別在于，首次提出了約束性的指標，22個指標當中有8個屬于約束性指標。二氧化硫排放量就是約束性指標，目標是五年累計減排10%，而最終減少了14.2%，也是超過計劃的目標。萬元GDP能源消耗的目標是累計下降減少20%左右，執行結果是19.6%。
第三是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我國的GDP總量由改革開放之前的第八位，變成了現在的第二位。貨物貿易排名過去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二十多位，排到了現在的世界第一。
在一般情況下，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率大概是20%左右，2008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而日本的貢獻是-2.9%。2009年在應對金融危機走向復蘇的過程中，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所以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在不斷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