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談了四方面的應對措施，但這都是短期應對手段，劉偉認為，長期來看還是要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在他看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存在四個方面的結構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內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平均經濟增長率是10.6%，這里面有2.6%是出口貢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國際市場波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的影響太大。要擺脫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就需要發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術創新的能力。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決的，需要長期通過制度的變化來解決。
第二個方面是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劉偉說，改革開放以來，剔除價格因素后我國投資需求每一年的增長率在13.5%左右，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國際社會，經濟增長十個點中消費需求會占六到七個點，而我國與此相反。要解決投資和消費失衡不是簡單是政策問題，需要在制度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
第三個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現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是比較遲緩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真正的消費主體應該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嚴重影響內需的擴大。除了大格局結構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內部，居民收入的差別在擴大，而且擴大的速度比較快。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更快地給了收入比較高的階層，而大多數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階級的收入增長更慢。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他們傾向于去買保值品、去投資、去儲蓄，而不是消費。這樣一來，大量的國民收入從消費當中沉淀出來了，這就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問題，不僅影響社會公平目標，同時影響效益目標、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四個方面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矛盾。這本質上就是城市化的問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起來，城市化水平相對還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鄉差距大。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是最根本的一點。另外，通過城市化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機會，然后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價值，這樣實現農民收入的增加。但這個也不是短期能實現的。
劉偉認為，我國“十二五”規劃是經濟同比增長7%，這個增長速度是積極的，而且實現起來沒什么問題，難點是如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問題。這些結構問題不是短期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能解決的，它要靠制度創新，轉變發展方式。而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讓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擴張轉變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術的進步拉動經濟增長。另外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還要使社會公眾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