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首先從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認定入手，談到對中國經濟的總體判斷。他著重談了如何應對很可能即將到來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他說，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是39.8萬億元，排在世界第二。但是按照人均GDP水平，我國排在世界第124位，相當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這方面，國際社會和國內的判斷是有爭議的。國際社會認為低估了中國的發展水平，理由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統計上的問題，因為我國有很多行業沒有統計到GDP當中來，比如說一些服務業；第二個方面就是匯率，認為人民幣是被低估了。而國內卻質疑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被高估了，因為我國最突出的現實就是收入差別大。
劉偉表示，雖然國內和國際對“中國是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質疑，但是從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演變趨勢和恩格爾系數等一些結構性指標來看，無疑中國就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的統計表明，沒有解決溫飽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會達到72%；農業勞動力就業比例達到54%的國家，屬于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達到40%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我國現在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在40%左右。
從聯合國公布的恩格爾系數標準劃分來看，最窮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60%以上；解決了溫飽的國家恩格爾系數是在50%到60%之間；初步小康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40%到50%之間；全面小康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30%到40%之間。我國現在的恩格爾系數仍然接近40%，這也是處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
劉偉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到了中等收入國家這個階段，會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比較高的增長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出現一種停頓、停滯。
從現有的理論文獻和政策層面分析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構成中等收入陷阱發生：
第一個原因是創新能力差。因為創新能力差，經濟增長主要靠投入量增長帶動經濟增長，就不能實現從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來帶動經濟的增長的轉變。
劉偉說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創新能力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這需要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增長的成本高。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是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便宜。但是經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這些要素價格就會上漲。因此說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第三個是國際原因。因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內需不足，主要靠出口，依附于國際市場，并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依靠國際市場。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比較大的周期動蕩，發展中國家原來存在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馬上就會空前突出。
“這三個方面的原因在我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所以需要高度注意，爭取及時有效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經濟可持續、均衡、穩定、有效的增長。”劉偉稱。
不過他同時表示，中國也有三個優勢可以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
第一個優勢是“天時”。我國還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國還能繼續維持相對比較高的增長期。
第二個是“地利”。中國地區之間發展是極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在一定條件下是落后的表現。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進入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的周期之后，大國地區之間的不均衡會形成一種梯度。它可能延長一個國家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時間，波浪式向前推動。
第三個就是“人和”。人和就是指改革，目標是市場化。當前中國國內市場的資源越來越從行政支配的角度轉向市場競爭的角度，資源使用的效率在提升。這種制度變遷是有增長效應的。
因此，從現在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地區之間的非均衡的發展情況以及體制改革帶來的積極性和效率的提高來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優勢。那么，我們就要努力轉變我國的發展方式，把優勢轉變為現實，使我國的經濟能夠順利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