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保護依賴癥。
蔡昉認為，人們猜測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泡沫經濟或高齡少子化趨勢，但事實上日本在這10年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政府通過政府購買、投資、補貼等手段保護了應該消亡的企業，這些干預保護措施越來越多，使得日本經濟無法進步。
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有時為了保護企業而忽視工人的訴求。蔡昉認為，工人提出訴求是因為到了劉易斯拐點，過去沒到拐點的時候，農民工沒有退出權，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訴求。而達到劉易斯拐點后，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多了，開始擁有退出權，如果是“血汗工廠”，他們就有可能直接選擇離開，而如果是對在世界品牌工廠的工作不滿又不特別害怕被裁員，才會體現忠誠原則，采取向企業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勞資糾紛多發不是農民工的工作狀態變壞而是變好了，關鍵是建立解決問題的平臺。”蔡昉說。
他介紹，日本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后，收入分配問題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紀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D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韓國在7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后消費率卻出現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費率才逐漸提升，但仍然沒有日本快。這十多年的時差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讓政府、企業、工人三方斗爭，形成工資協商結果，而70年代韓國樸正熙執政時，壓制工會、企業與工人利益分享的問題，結果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還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如果20年后順利成為發達國家，或許能解決人口日益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但如果不能成為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就將很嚴重。
目前我國低端就業崗位多，農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上學獲得更高學歷而是提前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使得人力資本下降。
而蔡昉認為，這方面的壞榜樣可以看看美國。早在1991年，美國就出現了“無就業復蘇”，連續10個月的“無就業復蘇”讓布什沒能連任總統。2009年，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是失業率高達10%，而失業人群中，有大學學歷的只有4%的失業率，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失業率高達14%-15%。
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是美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地升級，但美國確實有一批人不上大學，所以美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已經無法容納低端人才，這部分勞動力沒有適應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蔡昉說：“美國病還是富裕病，如果我們國內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資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那中國‘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樂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