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國年均增長率是9.9%。一個大規模的經濟體持續這么長時間增長，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一些國際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曾經對我國做過一些預測。比如世界銀行1997年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課題，其中一個主報告就是《2020年的中國》。世行在報告中預計，中國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長率是6.9%。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2001年到2010年我國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0.7%，增長要明顯高于這些國際機構的預測。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率曲線，我們一般可以把它分為三個過程。”王一鳴表示。第一輪上升實際上是從1981年到1984年，主要動力來自農村的改革。當時農村實行了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第二輪是1990年到1992年，這段期間經濟增長迅速從最低點反彈。那一輪增長實際上跟改革的推進和擴大開放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小平南巡講話的推動。第三輪就是本世紀以來，2001年到2007年。“我們的增長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就達到了14.2%。2008年金融危機又回落。”王一鳴說。這一輪周期是最長的，而且趨勢相對平穩。
王一鳴表示，最近這一輪周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對經濟格局的影響是最大的“如果我們從五年規劃的角度去看一下，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十一五’時期經歷了一次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當然，我們第三輪增長周期的上升期是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結束的。”
王一鳴把五年來的發展和其他時期做了一個比較。“十一五”的年均增長率，盡管遇到了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與過去四個五年計劃來比，僅比“八五”時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時期都要高。如果把經濟增長的實際值與目標值來比較的話，我們這一次比原定的目標年均增長7.5%大概要高3.5%左右。
“這五年的意義非常大，因為它改變了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們保持這樣高速的增長，經濟規模擴張非常明顯。我國GDP總量2006年超過了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今年我們一般認為要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GDP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去年大概是8.5%，貿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國去年成為第一大出口國。這些指標都發生在過去五年，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他說。
那么過去30年中國經濟如此快速增長的原因是什么呢？王一鳴介紹說，世界銀行上個世紀90年代發表過一個報道，叫做《東亞奇跡》，里面總結了東亞國家高速增長的原因，總結了四個方面：第一，擁有以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為基礎的低成本勞動力充分供給。第二，由于勞動人口比重的提高，帶來了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三，重視基礎教育，這是東亞的特征。第四，宏觀經濟比較穩定。
王一鳴認為這四個原因對于中國都有影響，因為中國具有“東亞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同時中國也有特有的東西，即我們經常說的中國特色。“比如中國的改革模式，漸進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國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國消費結構的升級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種革命性變化現在仍然在發生。”王一鳴說。
比如汽車。去年中國汽車銷售量1364.5萬輛，汽車行業協會預測今年中國汽車銷售量會達到1700萬輛，超過美國歷史最高點。然而對于我國來說，這還沒有到達峰值，因為現在汽車的消費浪潮正在從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推進，一旦形成浪潮，將是革命性的意義。
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帶來的規模經濟值得研究。王一鳴說，我國市場很大，產業可以在國內市場上充分成長以后再進入國際競爭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馬上就要國際化。
政府積極有效地參與經濟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大原因。“當然，這個‘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國各地政府參與經濟的特點，在西方國家有一些是沒有的。比如說地方間的競爭機制。各地政府誰都不甘落后，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源。”王一鳴說。
“我們可以說，在世界多樣化的發展中，中國過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是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在人口眾多、人均資源量很少、經濟基礎很薄弱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的起飛，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的路子；一個就是在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上，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所以我們說中國過去30年經濟發展具有經濟轉型、體制轉軌重疊起來的多重特征。”王一鳴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