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洞察] “宜黃投書”的強盜邏輯

　　在進入后拆遷時間，宜黃有些官員同情的對象仍然是“好書記”而非鐘家。這表明，免掉一個為拆遷悲劇負責的官員容易，而根除那些制造拆遷悲劇的觀念則非常困難。
　　如今江西宜黃已經進入“后拆遷”時間。隨著原宜黃縣委書記、縣長被免職，民意似乎得以安撫。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并不復雜，也不難做出判斷。
　　然而，據昨日（10月28日）《南方周末》報道，記者發現，即使在自焚事件后，宜黃的一些官員（包括離退休官員），不僅對強拆有著迥異于輿論的判斷，不少官員反思的結果是，落馬官員是因為“倒霉”，對“拆出人命”的前縣委書記邱建國的評價也頗高；據說有退休官員還上書為他作保。
　　與這種高調不同的是，很多宜黃官員對鐘家則不愿做評價。對于鐘家的房產，當地的一位拆遷官員反倒認為，“如果不是邱書記，鐘家所在的地段根本不值錢”。對于鐘家的自焚事件，當地有官員認為“并非因為強拆違法，而是具體處置措施失當，沒有控制住局面”。
　　如果報道確實反映了當地的真實狀況，那么，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有些宜黃官員為何同情書記而非鐘家，那些官員們的價值觀和立場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會集體性地跑到社會輿論的對立面？
　　從事實層面來說，那些官員之所以對邱建國念念不忘，乃是因為他的到來而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宜黃速度”。這應該也給當地民眾和官員帶來了切實的利益。在“鐘家也該感謝邱書記”的邏輯中，呈現的也是對邱建國的“積極”肯定。
　　而邱建國作為行政體系中的一員，也決定了很多宜黃官員對其有一種天然的認同。然而，在宜黃“后拆遷時間”反常的官員輿情，其背后的復雜性，又不能簡單地用身份認同闡釋。
　　實質上問題仍然在于，對強拆合法性以及正義與否的認定。在當地有些官員看來“沒有強拆，就沒有宜黃速度”，而強拆背后乃是為了實現整個宜黃民眾的公共利益，因而，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犧牲一部分私人利益。在強拆中當地官員們當然會有追求政績的私人動機，但是，如果他們認為，強拆最終乃是為了讓宜黃百姓生活得更美好，他們懷有一顆“公心”，那么強拆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當地有些官員正是用這樣一個崇高的目的賦予強拆“正義”的面孔，以及行動的理由。
　　從表面上來看，這好像與“執政為民”的理念并不沖突。然而，宜黃以及其他地方的諸多官員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所理解的這個“民”乃是抽象概念與集體意義上的“民”，而非現代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個體意義上的“民”。他們也不能理解，“執政為民”的現實含義乃是在保障每一個公民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實現公共利益。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會看到，有那么多的拆遷戶會用生命捍衛自己的家園。
　　黑格爾說，悲劇乃是源于兩種倫理的沖突。這兩種倫理似乎都是正義的化身，所以，才會互不相讓，最終導致矛盾激化，以悲劇收場。以此來看宜黃拆遷悲劇，就是地方官員“強拆的正義”與鐘家維護權利的正義之間的碰撞。不過，宜黃“強拆的正義”實質上是一種“偽正義”，在一個法治國家和文明社會，這種悲劇實在不應該發生。更可悲的是，在進入后拆遷時間，這種觀念并沒有終結。宜黃有些官員同情的對象仍然是“好書記”而非鐘家。這表明，免掉一個為拆遷悲劇負責的官員容易，而根除那些制造拆遷悲劇的觀念則非常困難。